“镜子意识”与北宋史籍刊刻

北宋对史籍印本的刊刻、传播,使其朝野上下灌注有强烈的"镜子"意识。宋人的史学意识上,首先表现为史学观念上突出封建伦理纲常的重要性,其次,则表现为对"上天感应论"持矛盾辩证的批判态度。宋人的历史辩证思想虽不能挽救北宋王朝的灭亡,但却促进了宋人"历史直觉意识"的形成,进而宋代文人也从史籍印本中揣摸出简洁、形象、生动的古文师法。简概而言,历史赋予宋人的直觉意识是,创作者虽有"意旨"主导,但是创作走向及过程却是作者无法事先控制的,它取决于作者当下创作意识的瞬间呈现,是作者以生成的观念理解存在,是对历史生活"直觉"把握的结果。此种直觉意识,也使得宋人的诗词、文章有了更多的"新变"。     

北宋官私易学思想差异性研究

北宋易学思想理论的建构基本上是循着官方和民间两条路线前行的,二者既相互融合,又互相排斥。与官方易学偏重于对《易》社稷大道的思考不同,民间易学对北宋易学研究做出了突出成就,其贡献在于易学家以其理性求索精神将北宋易学研究从神学提升到了形而上学理性思辨的层次。     

元稹"模勒"续考

“独断论”是当今学术研究的弊病。考证“模勒”含义,并非为了论证中唐印刷术之有无,而是为了说明“模勒”一词不足以成为证明中唐已有印刷术的证据,也是为了说明从梁代到有印刷实物的晚唐之间,有一个从印章、拓印技术发展到印刷术的过渡期。     

五代时期吴越国印刷文化传统

五代十国是中国历史上的特殊时期,因为它秉承晚唐印刷技术而来,又奠定北宋书籍刊刻发展和兴盛的基础.吴越国是这一时期具有印刷文化传统的重要国家,由于其保土安民的国策,对中原正统强国纳贡称臣,加之与书籍印刷相关的文化移民的涌入.从而导致晚唐延续而来的书籍刊刻文化在这一地区得以平稳发展,并为北宋时期的书籍刊刻准备了从印刷书籍母本到书籍校勘、印刷人才及技术的条件.因此,我们有必要探究五代时期吴越国的印刷文化与传统.     

五代科举与书籍印刷之关系

在考察五代诸国藏书及书籍刊印的过程中,我们注意到除佛经以外,当时所收藏和印刷的书籍多为儒家经书。这其中主要原因就是在朝代更迭的五代时期,由唐沿革而来的科举考试,仍在延续,并未停废。这也说明五代的科举与书籍印刷存在着某种必然的联系,科举的存在对于书籍印刷发展有相当大的促进作用。     

"魏晋文学自觉"辨

中国文学的自觉与否,不可能是某人的某句话确定下来的,它应是一段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事实上,中国文学获得自己独立发展的地位其实与三方面的因素有关.一是文学需从其它艺术形式中得以分离出来;二是有一批符合文学定义的创作成绩;三是在大量创作实践基础上,文论上对文学有所自觉与总结.由此, "魏晋文学自觉"的定论就很值得我们重新思索辨析.     

北宋科举教育与书籍刊刻

宋代书籍刊刻之所以发展和兴盛,科举是一个不可忽略的重要原因.北宋学校和科举的存在,导致了当时社会对与科举有关书籍的旺盛需求.由于拥有如此巨大且亟待供应的书籍市场,北宋印刷从一开始就在为满足这样的书籍需求而运作.这样一来,就形成了一股强大的社会推动力.     

黄庭坚桂林行踪及诗文考辨

崇宁三年（1104）五月,黄庭坚贬谪宜州途经桂林,仅留下一首诗,使人产生疑惑与思考。对黄庭坚桂林行踪的考辨证实,党祸对于诗文创作的箝制才是黄庭坚在桂林文字稀少的主要原因。古代诗文作为文化留存如何转变成城市文明的组成部分得以延续,是后人应继续探讨的问题。     

钱谦益诗歌批评方法:知人论世、以意逆志说

钱谦益因其政治立场问题,是明末清初一位颇有争议的人物,他在诗学上的理论贡献也多为学者所论。其诗学观念之中,尤以诗歌批评方法最有特色。"知人论世、以意逆志"是中国传统的文学批评方法,然而此种方法传至钱谦益手中,却有了新的涵义与使用。按照这一批评方法,诗歌中能否看到人世间真实的历史痕迹,能否感受到诗人的内在心志,是钱谦益判断某位诗人诗歌"有诗无诗"的重要标尺。     

钱谦益诗歌批评方法——望气说

钱谦益是明末清初一位颇有争议的人物,其在诗学上的理论贡献亦多为学者所称道."望气说"是钱谦益诗学中独创的诗歌批评方法之一,他将民间方术中的"望气"之法引入到诗歌批评与鉴赏之中,凭此评价诗歌水平的高低.诗歌"望气法"的实用性虽有待考察,然其在诗学理论上的开创意义却值得肯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