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现象学精神

阐发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现象学精神是深入理解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精神实质的重要维度。理解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现象学精神，需要从主题转换、根本旨趣及真理意义三方面进行分析。马克思在对黑格尔精神现象学方法及内容批判继承的基础上，将现象学主题“意识经验”转换到对资本主义“社会历史”分析中，逐步形成了立足于社会现实特有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方法；进而在对商品、货币、资本、劳动等物的形态的现象学理解下，深入到资本主义社会“物象化世界”背后，揭露了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深层矛盾本质——“抽象对人的统治”；更进一步，“重构新型社会关系”作为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现象学真理”，体现了马克思对人类文明新形态及自由、正义的社会理想与价值追求。这一研究进路不仅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关系之谜”，更展现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所蕴含的现象学精神对于推进现实历史进步与人类文明发展的重要意义。     

重新反思“哲学基本问题”——哲学观念变革的重大课题之一

对"哲学基本问题"进行深入反省,是进一步推动哲学观念变革、实现理论创新的前提性的重大课题。从哲学本性看,"哲学基本问题"与哲学自由创造的理论性质相冲突;从哲学史看,"哲学基本问题"与哲学思想的历史与成就相冲突;从马克思哲学本身看,"哲学基本问题"与马克思哲学的理论变革与理论范式转换的实质相冲突。因此,破除"哲学基本问题"的话语霸权,承认"哲学基本问题"的生成性、丰富性、异质性与开放性,对于破除传统哲学教条,推动哲学实现自身思想解放,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     

个体性“哲学自我”的显明:理论创新的重大前提

代表"我"的"我们":个体性"自我"的隐匿真正创新性的哲学思想首先是个人的创造,然后才谈得上对他人的影响并具有"社会历史意义"。坦率地承认这一点,是实现哲学自觉的重要内容之一。     

哲学是人幸福生活的仆人

寻求哲学合理的存在方式,是今天困扰人们的重大课题之一。在此问题上,最为根本的是如何理解哲学与生活的真实关系,即回答哲学究竟应成为人的幸福生活的"主人"还是"仆人"。在哲学史上,以传统形而上学为代表的哲学形态长期以来把成为人"幸福生活的主宰"作为哲学的使命,其结果导致了人的思想和生活的抽象化。这是哲学陷入深层困境、人的思想和生活陷入深重灾难的重要根源。抛弃和摆脱成为人"幸福生活的主人"的欲望,甘心成为"幸福生活的仆人",这是哲学的重大觉醒,也是兑现它为人类服务诺言的基本前提。     

"内在超越"与哲学的批判本性

以"外在批判"为根据的传统形而上学的哲学批判由于其"外在性",被证明是一种无根的、独断的和独白的,以否定现实生活世界作为归宿的批判.要克服哲学批判性的这一深层困境,就必须克服"外在超越"的哲学前提和思维方式,在保持哲学超越性视野的同时,消解其外在性及其由此所带来的抽象性与独断性,实现从"外在超越"向"内在超越"的转换.在实践哲学的范式内,马克思以一种辩证的方式理解哲学的"内在"与"超越"的关系,从而实现哲学批判的实践理性转向,使哲学的批判性真正成为了内在于现实生活同时超越现实生活的真实力量.由此,哲学批判的主题和内容不再来自于先验的理论原则而完全来源于生活实践;哲学批判也不再是高高在上的对现实世界的裁决和评判,而成为生活实践的内在环节与推动力量;同时,哲学批判的实践理性转向集中体现在了哲学批判的思想旨趣和理论功能上.     

从"形而上学现代性"到"后形而上学现代性"——自由观的哲学反省与范式转换

"自由"是现代性的核心问题之一."个人自由"与"普遍自由"的矛盾是现代性的一个基本矛盾.现代性逻辑所蕴含的形而上学思维方式在解决这一矛盾问题上存在根本缺陷,要克服这一缺陷,就必须超越"形而上学的现代性",在"后形而上学现代性"的视域中寻求"个人自由"与"普遍自由"矛盾的重新理解和解决.     

哲学如何回应“祛魅”的现代世界——理解现当代哲学的重要视角

考察哲学如何回应"祛魅"的现代世界,是理解现当代哲学的重要视角。"世界的祛魅"是现代社会的根本特点和必然趋势,它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现代社会的基本面貌,支配着现代人的生存品性和生存处境。究竟如何理解并面对"祛魅"的现代世界?我们是否能够承受这样一个世界?这无论对于现当代西方哲学还是当代中国哲学,都是一个无法逃避的核心课题,现当代哲学的主题、思维方式、价值观念等都在对此课题的回应中得以充分显现,它对于我们理解现当代哲学的精神品格具有十分特殊的意义。     

“主体性”观念的价值内涵与社会发展的“价值排序”

主体性是上个世纪80年代中国哲学和人文社会科学界的核心概念,它在深层所表达和体现的是对中国现代性建构的价值规范基础的寻求,这一点构成了主体性原则最为深层的底蕴。只有从此视野出发,我们才能倾听到这一哲学原则背后最深沉的呼声。虽然主体性原则在学院哲学中表现为一个纯粹的学术问题,但如果把它置于中国特定的思想与现实语境中,它包含着对中国社会历史方位的认知判断,表达着深层的价值冲突和利益争执,在此意义上,主体性既是一个理论问题,同时更是重大的现实问题。面对围绕着主体性所产生的种种冲突,我们应该采取价值排序的态度和思维方式,贯彻这种思维方式和态度,主体性原则及其价值理念在当代中国的落实在价值排序中仍拥有着优先地位,简单宣告主体性原则及其价值理念的终结,实际上是在宣告一个根本没有完全存在过的对象的消失。     

深化“主体性”研究的重大课题——从“认知主体”到“价值主体”

主体性曾是当代中国哲学关注的焦点问题。以往对主体性的探讨所存在的一个重大缺失在于缺乏对认知主体与价值主体的自觉区分。在哲学史上,康德最早对认知主体和价值主体的界线以及价值主体的优先性进行了深刻的阐明。这一思想理路对于我们重新理解和评估主体性原则的历史遗产,对于深入理解马克思哲学中的主体性思想,具有十分特殊的意义。坚持这种区分,把认知主体和价值主体视为主体性在性质上有着重大不同的两个维度,我们将可以在扬弃主体性狭隘的认识论内涵的同时,维护其丰富的价值论内涵;可以在拆解以认知主体为核心的主体形而上学立场的同时,为价值主体的存在合法性提供有力的辩护。马克思哲学的主体性原则在新的基础上深化了康德关于认知主体与价值主体划界和价值主体优先的思想,把人理解为自由、目的和责任主体。这是马克思主体性思想中最为精髓和最富当代价值的内容。     

马克思哲学与“现代性”课题

“现代性”是当代思想理论界关注的重大课题，马克思在此课题的探讨上占据着十分重要的地位。“现代性的命运”构成了全部马克思哲学的基本关怀，马克思在现代性课题上所持的“多元一体”的辩证立场，使他的哲学思考充满了思想的张力和辩证的智慧，并给后世从多方面理解和阐释“现代性”提供了广阔的可能空间，从而使其关于“现代性”的辩证立场产生了多重的、复杂的理论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