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货币政策变化的浙江效应研究

2008年紧缩的货币政策对浙江省经济造成了较大冲击,货币政策浙江效应引起了广泛关注.本文分析了我国货币政策变动对浙江省经济的影响,比较了货币政策浙江效应与四大区域效应的差距,发现货币政策变动对浙江省经济的影响效果不仅大于中部、西部、东北等区域,也远远大于货币政策对东部地区影响的平均效果,浙江省的产业结构、金融结构、企业结构、国际收支结构等因素是导致货币政策冲击对浙江地区产生较大影响的原因.文章最后提出了减少货币政策对浙江省负向冲击的对策建议.     

论资产价格变化对货币政策的影响

资产价格影响货币需求的机理可以概括为交易效应、财富效应、资产组合效应和替代效应。货币政策通过资产价格影响实体经济有三个主要渠道:一是股票市场价格;二是房地产价格;三是汇率。资产价格的变化对货币供求,对一个国家、一个地区经济发展产生十分重大的影响。     

商业银行动产浮动抵押贷款之创新——基于金融仓储的视角

随着科技进步,部分动产价值日益提升,在财产由归属权到使用权转移的趋势下,2007年我国《物权法》引入动产浮动抵押制度,可以以现有的以及将有的动产作为抵押,抵押后抵押人对抵押物仍享有经营处分权,实现物尽其用,开辟了中小企业动产融资新渠道。但是由于动产浮动抵押的特殊性,商业银行开展此项业务的积极性并不高,市场份额有限。应把创新性引入到金融仓储,探析动产浮动抵押贷款业务模式创新,运用SWOT分析金融仓储对商业银行浮动抵押贷款经营管理的影响,最后以商业银行为主体,提出防范信用风险、操作风险以及法律风险的对策建议。     

资本市场开放对证券市场资金供给的影响分析

资本市场的投资性开放是指资金在国内与国际资本市场之间的自由流动。资本市场的开放为外资进入中国证券市场提供了非常好的外部条件。QFII、中外合作基金、境内上市公司到国外市场上市等政策措施的开展,对中国证券市场资金供给将产生深远影响。     

适度的外汇储备水平界定及其管理

自1994年我国进行外汇管理体制改革以来，外汇储备逐年增加，1993年末外汇储备额为212亿美元，到1994年末，达到516亿美元，一年内增加了304亿美元，增幅143．39％；1995年末达到735．97亿美元，一年增加了219．97亿美元，增幅42．63％；1996年末外汇储备为IO50亿美元，一年内增加了314．02亿美元，增长了42．67％，仅次于日本而跃居世界第二位。欣喜于外汇储备快速增长的同时，探讨外汇储备的水平界定及其管理就显得日益重要了。一、确立适度外汇储备水平的重要意义适度的外汇储备水平既有利于国际收支平衡，也有利于一国内部经济的平衡，…     

金融支持低碳经济发展的影响机制研究——基于浙江省数据的经验分析

本文运用Gregory— Hansen结构突变检验方法对浙江省1995～2010年期间是否发生经济转型升级进行测度的基础上,进一步对金融支持浙江省低碳经济发展及其影响机制进行了定量分析.研究发现,尽管浙江省经济结构已取得了显著改善,但依然没有实现本质意义上的转型升级.经济增长、人口规模效应,能源使用效率低下依然是引起浙江省二氧化碳排放量剧增的引擎,实现低碳浙江、绿色浙江之目标任重道远,而金融信贷服务支持却能有效地降低二氧化碳排放,对浙江省低碳经济的发展具有强劲的“推进效应”.因此,政府部门要进一步加大金融信贷服务对低碳经济发展的支撑力度,以期早日实现浙江省经济的快速转型升级.     

国外货币市场基金发展现状、作用与启示

文章从考察美国、法国、日本、加拿大等市场经济发达国家的市场发展现状入手,对货币市场基金对这些国家经济发展所起到的作用进行了分析,为发展中国货币市场基金寻求经验借鉴.     

金融支持我国低碳经济发展的运行机制分析——以银行业为例

本文基于三位(服务、市场和政策)一体的金融支持我国低碳经济发展的碳金融体系框架,深入剖析了我国银行业支持低碳经济发展的运行机制。研究认为,我国银行业在分享低碳经济发展盛宴中虽已取得较为显著的成效,但依然存在服务体系不够健全、碳金融产品缺失及市场交易体系狭隘、碳金融政策支持体系不到位等现象。当下,银行业急需健全碳金融服务体系、推出(完善)多样化的碳金融产品及其衍生品创新,拓展碳金融交易市场、强化碳金融政策体系的导向作用等多方面采取积极行动,以促进银行业参与碳金融业务的开展,进而实现银行业与低碳经济的协同可持续发展。     

风险、相对业绩与高管薪酬--对中国上市公司委托―代理问题的一项实证检验

本文利用最近几年的数据检验了中国上市公司的高管薪酬政策是否符合委托-代理理论的两个重要理论预期保险-激励权衡关系与相对业绩假说.本文在不同的估计方法下均得到显著正的薪酬-业绩敏感度,而且薪酬-业绩敏感度随着公司业绩风险或离差的增大而显著下降.这一结果强有力地支持了保险-激励之间的权衡关系,这也说明中国上市公司在确定其高管薪酬时,需要考虑委托-代理问题.虽然使用行业相对业绩作为参照标准来确定高管薪酬在理论上是相当合理的,但我们并未发现中国上市公司高管薪酬与行业中其它企业业绩挂钩的实证证据.     

风险、相对业绩与高管薪酬——对中国上市公司委托—代理问题的一项实证检验

本文利用最近几年的数据检验了中国上市公司的高管薪酬政策是否符合委托—代理理论的两个重要理论预期:保险—激励权衡关系与相对业绩假说。本文在不同的估计方法下均得到显著正的薪酬—业绩敏感度,而且薪酬—业绩敏感度随着公司业绩风险或离差的增大而显著下降。这一结果强有力地支持了保险—激励之间的权衡关系,这也说明中国上市公司在确定其高管薪酬时,需要考虑委托—代理问题。虽然使用行业相对业绩作为参照标准来确定高管薪酬在理论上是相当合理的,但我们并未发现中国上市公司高管薪酬与行业中其它企业业绩挂钩的实证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