规范行使国家监察权:讯问制度的微观塑造

讯问是指侦查或调查人员依照法定程序以言词方式向犯罪嫌疑人或被调查人查问案件事实和其他与案件有关情况的侦查行为。讯问存在实践必要性,也具有认知错误、权利侵犯和价值偏差的风险。讯问规范主要是权利抗衡和分权制约。权利抗衡集中在打破讯问人员"绝对优势",塑造平等对话的"权利-权力"格局。现代社会普遍适用的侦查、起诉和审判相互分立与制约的模式,是司法领域分权制约的基本形式。事实上,监察委员会对讯问功能定位和讯问要素把控具有较大自由度,分权制约也难以突破结构性认同和封闭式设置。应在监察委员会内部建立起既涵盖讯问运行全过程,又兼容调查人员讯问活动的细密讯问流程,并通过对讯问动态的控制,实现讯问规范化和法治化。     

中国传统司法“用谲钩慝”之术合理性反思

诱导侦查并非外国才有，在中国古代的司法文化中也有体现。中国传统司法文化中的“用谲钩慝”之术类似今天的诱导侦查。中国古代司法文化中的“用谲钩慝”之术，既对疑难案件的解决“固不可废”，亦“免于追捕之烦”，具有特定时空下的合理性，该经验之术是古代司法智慧的结晶，具有周延性与可借鉴性。依据诱导公式理论，诱导侦查措施的使用存在一定限度。现代法治社会中，有必要对侦查机关的诱导侦查权力侵入保持警醒，当明晰诱导侦查的使用条件，使侦查方法从规范化、合理化逐步走向法治化。     

云计算条件下我国网络侦查的困惑及出路

随着网络技术的迅猛发展,云计算得到了广泛应用。而在云计算条件下,出于打击犯罪需要,网络侦查也被大量应用到司法实践中。但因云计算条件下的网络侦查自身地位尚未获得我国法律明文认可,侦查范围、方式欠缺法律法规明确指引,技术相对滞后,具体程序和监督救济机制缺乏,在当前还存在诸多困惑。文章认为要解决这些困惑出路主要包括不断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及时更新侦查取证技术并不断发展完善反侦查取证技术,设置监督救济机制及与“云服务”相应单位保持密切合作四个方面。     

反贪侦查中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现实应对

新刑事诉讼法在总结实践经验的基础上进一步规范和完善了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该规则的确立和应用将对反贪侦查工作带来巨大的影响和挑战,也将对办案人员的素质提出更高的要求。要保障反贪侦查工作依法、持续、健康开展,就必须对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进行理智辩证的对待、认真细致的研究和积极主动的应对。以章国锡受贿案为透视,提出了在反贪侦查工作中,严格执行收集证据的禁止性规定,全面落实全程同步录音录像制度,提高侦查人员出庭作证的应对能力,建立非法证据排除的预警机制和做好证据的事后补正等应对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之对策。     

网络犯罪对刑事侦查的挑战与应对

网络犯罪不仅包括以网络为对象的犯罪,也包括以网络为工具的犯罪。由于网络犯罪具有犯罪主体、手段的专业化、犯罪客体的多样化、犯罪行为的隐蔽化的特点,导致犯罪行为扩散迅速、身份易藏、证据有限、毁证容易、适用法律困难等问题,对刑事侦查带来了极大的挑战。这种挑战主要体现在管辖权、证据制度和侦查措施三个方面。我国应对网络犯罪的侦查制度较为落后,应当从专门侦查机构、管辖制度、电子数据收集制度和技术侦查措施四个方面来加以完善。     

论案侦信息公开化问题

案侦信息一般具有隐蔽性,其面向当事人和社会公众公开,存在适度问题。案侦公开是警方侦查权与公众知情权的博弈。其公开的现状,第一是面向当事人的,第二是面向检察、法庭等相关人员的,第三才是面向社会公众的。侦查公开案件信息,具有阶段性、程序性与封闭性。侦查信息的公开化,虽然具有现实必然性,但司法体制内的侦查监督具有间接性与滞后性。侦查隐蔽性与其公开的趋向是一种动态平衡,司法信息公开化与侦查的封闭性也存在博弈。网络自媒体迫使案侦处于一定的可视状态。案侦信息的适度公开化,能够阻止流言,正确地引导社会舆论。侦查效率也需要兼顾案件公开的社会效益。     

论卧底侦查之实施主体

大陆法系国家卧底侦查实施主体表现出较强的统一性特点。英美法系国家卧底侦查实施主体则表现出明显的分散性与多样性特点。这与其立法模式与执法机构体制有着很大的关系。我国作为成文法系国家,执法机构具有统一性特点,宜采取综合式立法模式,以原则性规定为基础,结合列举说明的方式规定卧底侦查实施主体范围,同时在既有执法体制与现有法律基础之上构建体系性的卧底侦查实施主体,并规范卧底侦查具体实施者。     

讯问录音录像的属性浅析

讯问录音录像具有两重性质，不仅是检察机关内部的工作资料，还是刑事诉讼中证明是否涉嫌非法取证事实的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