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骚》乱辞新解

自东汉王逸以来,学界对<离骚>乱辞的解释存在颇多争议和疏漏,譬如彭成为何许人,为一或为二,彭咸水死说的证据何在,释"彭成之所居"为水死的合理性又何在?本文在前贤研究的基础上,结合<楚辞>文本和当时语用实例,提出:彭成本为二人,彭咸水死说系汉人因屈原水死逆推所得,<离骚>中的彭咸是诗人对他所请教的巫师的借代称呼."居"是安顿之意,"从彭成之所居"即听从巫师的指点,"所居"的内容则是"远逝",这在<离骚>文本中皆有落实.因而<离骚>乱辞只是对前文的总结:前二句对应诗歌的前半篇,痛陈"国无人莫我知"的苦闷;后二句对应诗歌的后半篇,叙述"彭咸"等巫师的指点以及诗人如何听从他(们)的安排.     

释"行有格"、"有耻且格"的"格"

本文在前贤研究的基础上,对《论语·为政》"有耻且格"、《礼记·缁衣》"民有格心"、"言有物而行有格"等处"格"字的词义作了重新探讨,通过与金文、《郭店楚墓竹简·缁衣》、《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才)衣》以及《易·家人》象辞中相应文字的仔细比对,得出结论:上述诸"格"字皆是"亘(恒)"的一音之转,上述内容与《论语》、《礼记》中孔门其他相关表述都体现了孔子对恒德的重视.根据郭店简和上博简的"格"字的字形,传世本《缁衣》"略而行之"之"略"同"格",本字亦当为"恒".     

小说史是小说艺术发展史——读金汉《中国当代小说史》

从河姆渡的骨针到毕加索的现代派几何画,从《旧约·苏罗门之歌》到贝多芬的交响乐,从米开朗琪罗的雕塑到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经过对文学艺术符号的层层解构,逐步剥离,将文艺作品中所蕴含的社会宣传功能、人伦教化功能、历史认识功能等等,统统分隶、归附于各自该属的门类,袒露在我们眼前的就是文艺区别于其它各个门类的与人类最为重要而直接的联系,那就是,文艺作品不是人对客观外界的简单的、机械的反映,而是人对客观世界的一种审美解释。这是《中国当代小说史》(杭州大学出版社1990年12月出版,以下简称《小说史》),所展示的全新的信息,也是我阅读该著作所获得的最初印象。     

秦简《为吏之道》的思想史意义——从其集锦特色谈起

本文通过对《为吏之道》与相关先秦文献的疏证,否定了前人关于其思想主体的法家说、儒家说和道家说,认为它杂取先秦各种思想于一体,具有集锦特色。作者认为,这一特色使得《为吏之道》具有以下的思想史意义:它体现了那一时期思想文化的融合趋势,从草根文化层面体现得如此集中明显,在此前的传世文献中尚未发现;这一特色也告诉我们:先秦诸子有着共同的思想、文化资源、相似的知识背景、话语平台和相近的问题意识;在法术家思想大行其道的秦代,《为吏之道》的思想基调与儒道思想更为接近,证明了儒道思想的生命力。考虑到这份材料只是针对基层官吏,故不能将《为吏之道》视为秦代思想世界的简单化约,专制者所奉行的还是法家思想;《为吏之道》更多技术层面上的守则,缺乏儒道创始人对于大道的关怀,这又是其思想史意义的局限性所在。     

古代言类之"语"的流传、变异及其思想史意义

先秦的言类之"语",由于思想的精警、语言的精炼或故事的生动而受到广泛欢迎,一方面,它培育了我国早期的思想与文化;另一方面,它自身也在发生着更新和变异.首先探讨了古"语"形式变异的两种倾向:语言由口语而书面、由精警到生动、篇幅由短到长;从一小段话或小故事中不断浓缩、提炼,最后定格为一个句子.进而讨论了古"语"思想变异的一般轨迹:前期有泛道德倾向,后期更多的是具体的人生经验和政治、军事斗争的操作方法,具有形式的多样性和意义的丰富性.还讨论了文献中古"语"思想变异的特殊路向:对古"语"的改造和重新赋义,并藉以揭示其中内涵的思想史意义.     

农战史研究的先觉者——董楚平先生《农民战争与平均主义》读后

关于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的地位与作用,毛泽东曾有过这样的论述:"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只有农民的斗争、农民的起义和农民的战争,才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因为每一次较大的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的结果,都打击了当时的封建统治,因而也就多少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从论辩游戏五称三穷看《天问》的成因

上古有一种叫作"五称三穷"的游戏,流行于知识阶层,这种游戏用艰深的问题考验游戏参与者的知识面和应变能力,亦借以考察游戏参与者所在国家的状况。于是,知识精英们为了在朝聘盟会、应对周旋中不辱使命,需要广泛积累各方面的知识,培养灵活应变的能力。与此同时,在战国后期的学界,有一种知识、学问集大成的趋向。文章通过上古文献中内容与形式都与《天问》相同的材料的比勘,认为《天问》就是在上述背景下,屈原为国士们参与这样的游戏积累材料、储备知识而编成的问题集。     

诗可以怒——兼论屈赋的抒情特色

《尚书·虞书》云:“诗言志”。 在心之志本是多方面的,七情六欲,无一不是人之志。诗既言志,喜、怒、哀、乐、爱、恶、欲,无一不可以反映在诗作上。这在诗歌理论上本是极自然的,在诗歌创作实践上,也在一开始有文学创作和文学作品以来就被雄辩地证明了的,兹不赘述。 但到了独尊儒术的汉武帝之后,文学却成了经学的附庸,本是纯文学的《诗三百》被强行置进儒学的框框中,这些原本是表达真情的诗作甚至每一句、每一字都成了注者阐发儒学的天然材料,而被注解过的诗三百篇也就成为充满儒学思想的儒家经典,于是乎,广阔的诗     

为了免于恐怖的自由——韩非思想平议

力求以平正的态度探讨韩非思想产生的背景:家庭背景、童年经验、知识底蕴、生理缺陷、师门传承,继而结合韩非思想的三个关键词:法、术、势,分析其内涵与本质,揭示专制设计师与专制者本人内心深处的恐怖。对于专制者来说,腐败、贫穷、混乱不仅是合理的,也是必要的。人性恶理论从学理上和实践上都存有悖谬与危害。并由此可见,一种学说,一种思想,无论出于什么动机,也无论站在什么立场,都必须对人和人类的本性有一份信赖,对人和人类的现实生存状态有一份关怀,对人类的未来有一份期待,一份向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