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孟称舜剧作思想的变迁

在晚明"临川派"戏曲家当中,孟称舜的戏曲实践内涵丰富,个性突出。他的剧作思想既有对汤显祖"至情"主张的继承,又有着自己的创见,这主要体现在"始若不正,卒归于正"的言情模式与"情正"思想上。整体上讲,孟称舜的剧作思想,前期以"至情"为代表,后期以"情正"为皈依,其传奇《娇红记》则是这两个阶段过渡的桥梁。从孟称舜剧作思想的变迁中,可以看出由汤显祖构建的"至情"思想于明末清初的归结与转向。     

从小说与戏曲的比较视角看冯梦龙的“情教”思想

冯梦龙的"情教"思想不同于以血缘亲情为理论基点的理学礼教,其逻辑起点是"男女之真情",具有"发名教之伪药"的思想解放意义。这一思想根植于明代中后期特有的人文思潮与市民语境,主要体现在冯梦龙的小说及民歌时调的编创与评点中,在他的戏曲领域及其后期著述中是缺失的。这种现象体现了冯梦龙的小说观念主要以通俗娱乐为主,叙事多以市民话语体系为依托。其戏曲主张则以伦理教化为重,无论是他的戏曲创作还是改编均重在文人话语体系的建构。另外,这也表明"情教"乃当时市民理想与世俗观念的反映,并不能真正代表冯梦龙的社会理想与精神追求。     

徐渭“本色论”曲学内涵新探

目前学界一般认为明代曲家的"本色论"只涉及戏曲的语言问题,但徐渭的戏曲"本色论"在明代曲家中比较独特,内涵丰富,除关注戏曲的语言外,还广泛涉及了戏曲的审美特征、创作技法、角色塑造、声腔格律、曲家个性、艺术创新诸多曲学范畴的问题。徐渭戏曲"本色论"的提出,因其曲学内涵的丰富性,指导并启迪着当时及后世诸多曲家的戏曲创作与剧论表述,为晚明及清初古典戏剧学高峰的到来奠定了丰厚的理论基础。     

论汤显祖“为情作使，劬于伎剧”思想的成因

达观禅师之所以提出“情有者理必无，理有者情必无”这一佛学论断，其用意在于劝说汤显祖以理破情，进而皈依佛法。在佛学层面上，汤显祖虽然认可达观的这一说法，但是两人在人生哲学、文艺观念等方面存在着的诸多差异，使得汤显祖对于情理问题有着不同于达观的独特思考。根植于内心深处的儒家救世情结，加之达观实践人格的实际影响等等因素的交互，最终坚定了汤显祖“为情作使，劬于伎剧”的人生道路。     

汤显祖“才情说”的理论内涵及其思想渊源

晚明剧坛＂才情＂论的兴起离不开对汤显祖剧作美学广泛而深入的探讨。但当时一般语义上的＂才情＂主要着眼于文辞美,这与汤显祖对于＂才情＂的理解存在着差异。汤显祖＂才情说＂的特定内涵在于作品思想内容与艺术形式上的统一,即剧作丰厚的情感世界与深邃的思想意趣只有通过文辞之美才能得以完美体现,并认为宥于格律者必损＂才情＂。汤显祖的＂才情＂主张导源于六朝＂情采说＂,这使得汤氏的剧作乃至诗文带有六朝文学的某些特点;另外,这又使得作为公安派先驱的汤显祖与袁氏兄弟在文辞的审美趣味上分别显现着华美与平淡的不同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