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集体学术

集体学术是个体学术通往公共学术的桥梁,中国学术的道统里蕴含了公共学术的品格,它保持了为大众服务的优良品格,体现了大国学术的气派,乃是集体学术的胜利,而书院教育是实现集体学术的具体组织机制,恰恰是书院教育,承担了抵御市场庸俗主义、重建大学精神的武器。     

"后税费时代"的基层政权变革

《南方周末》2007年9月20日以"中国基层政权面临历史性变革"为题深入报道了当前中国农村基层政权的生存状况。从这篇报道的情况来看,无论是学界还是政策部门,以及实际工作者,都对当前农村基层政权的生存状况持谨慎的态度,农村基层政权的职能并没有如改革初衷,成为农村公共服务的有力组织者和推动者。各方面,甚至曾经观点迥异的各方,竟然持如此高度一致的看法,似乎与多年前关于基层政权何去何从的争论大相径庭。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种转变?     

"差序格局"的拓展性理解——行动单位的视角

费孝通先生所提出的"差序格局"概念,已经成为中国乡村社会性质的经典表述,成为描述"乡土本色"的关键词。但是,随着中国乡村社会的转型,差序格局所表述的对象已经发生了改变,由此,对差序格局进行再解释,也就成为中国社会学界的一大关注点。学界所希望的理想结果在于,通过对差序格局的再解释,重新认识当下的中国乡村社会性质,并在此过程中,使之成为一个具有普世意义的概念。在这一努力过程中,差序格局的理性化、关系等视角,在对差序格局的重新理解上,取得了很大进展。然而,毋庸置疑,这些理解,未能在理解当下的中国乡村社会性质与力图使差序格局概念的"普世化"之间,形成一个有效的研究路径,远没有达到把握当下的中国乡村社会性质的目的,差序格局的内涵还可以进一步挖掘,从而使之成为具有足够强的解释力的普世性的概念。这三篇论文在领会差序格局概念的内涵基础上,结合对当下中国乡村社会的深度理解,从乡村治理的区域差异这个研究路径出发,对差序格局这一概念进行了重新理解。以行动单位的视角来理解当下的中国乡村社会的区域差异,不仅继承了差序格局所内含的中西社会结构比较的视野,而且,更进一步,从"乡土中国"时代的中西比较进入了现代化过程中的中国乡村社会的区域差异比较;行动单位的视角,不仅打破了对差序格局概念下的乡土中国的想像,而且,还在村庄研究的论域中,结合了村庄结构与村庄关系的分析;而对于鲁西南小亲族主导型村庄的个案素描,则是对行动单位这一分析框架的具体展示,并揭示出当下的中国乡村社会的复杂面相。     

在中国做“海外中国研究”——中国研究的立场与进路

从海外中国研究到中国研究的转变过程, 实际上也即意味着作为研究客体的中国向作为研究主体的中国的转变过程. 如何面对作为“西学”的海外中国研究在“中国研究”中的地位, 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中国研究的立场与进路, 应该成为国内中国研究的题中之意. 中国研究的立场是中国主位的, 实现这一立场, 其具体进路在于中国研究是问题取向、经验取向, 最终应该是以认识及理解中国为取向的, 因而, 在这种研究进路下, 中国研究的学术的主体性只能在认识和理解中国的过程中作为“副产品”出现。     

乡村治理法治化的实践过程——基于P县砂石盗采治理的分析

基于P县砂石盗采问题治理轨迹的分析,探讨了乡村治理法治化的实践路径。结果表明,乡村治理法治化的困境主要体现为法治剩余如何处置的问题,乡村治理法治化既是乡村治理机制变换的结果,亦是基层法律实践的结果。这一过程包括三个环节：一是在乡村治理实践中清理法治剩余事务,将治理痼疾转化为法律事实;二是通过乡村治权的重新调配,将执法力量援引到乡村治理实践中,使得乡村治理实践转变为依法治理的过程;三是通过建立公开透明符合程序的绩效考核系统,将科层法治理念融入乡村治理实践中,明确法律裁决的权威性。如此,依法治理就不仅仅是国家“送法下乡”的结果,亦非现代司法理念的自然产物,而是乡村治理实践中规则之治的必然要求。     

社会工作视野下的新乡村建设运动--对社会工作本土化路径的一种思考

当前,一场堪与20世纪二三十年代乡村建设运动相媲美的新乡村建设运动已经展开.从社会工作的视角看待新乡村建设运动,就是要利用社会工作专业的特色对运动的展开贡献其积极功能,同时将新乡村建设运动作为社会工作在中国大陆的专业化与本土化的试验场所.社会工作介入新乡村建设,不仅仅是新乡村建设顺利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社会工作本土化的实现路径之一.当前社会工作与新乡村建设的融合,是对社会工作理念与乡建思想的一种延续,同时也启示着中国特色社会工作体系的建立及新乡村建设运动的有效开展.     

村庄传统:理解中国乡村社会性质的一个视角

以村落传统为标识,至少可以展现出四种村庄类型:老传统主导的村庄类型、新传统主导的村庄类型、新老传统相结合的村庄类型以及没有传统(村落传统遭遇瓦解)的村庄类型.村庄传统作为区域比较研究的一个维度,赋予了村落研究以理解当下的中国乡村社会性质的意义,同时还为区域比较研究引入了历史的视野,从而有可能改变区域比较研究的平面化的倾向.     

在"钉子户"与"特困户"之间——重新理解税费改革

从1990年中央发出<国务院关于切实减轻农民负担的通知>开始,农民负担问题正式重新进入了国家政治和乡村治理领域,此后,农民负担问题成为主导整个1990年代乡村治理变革的关键因素,甚至直接决定了新世纪初期的一系列重大涉农政策的出台.     

农村改革 40 年:社会主义制度实践及其启示

农村改革40年是在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方向上进行的,即其回应了中国农村社会巨变的事实,既继承了以集体主义为核心内涵的农村社会主义实践经验,又融入到了市场转型进程中。 有中国特色的农村改革方法论、新集体经济、保护性城乡二元结构等农村改革成果,为乡村振兴战略提供了制度基础。     

制度性关联的消解及其对乡村社会的影响

税费改革以后,乡村治理体制发生了变革,税费改革前由较为完备的基层组织形成的村民之间较为重要的制度性的社会关联被消解,不仅造成乡村关系和干群关系的疏离,还同时造成了农民社会关系的疏离,农民游离于乡村组织之外,成为分散的小农。评估制度性关联的消解所带来的乡村生活的分散化和冷漠化,是进一步推进乡村治理改革,重建乡村社会的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