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国人的甘肃观与旅外学生之应对

民国时期,在部分国人的眼里,甘肃是落后、闭塞和野蛮的代名词,来甘肃做事的部分外地人也因有这种观念,时常抱着刮地皮思想,常怀五日京兆之心。斯时走出甘肃省门的旅外学生受到外界新思潮的鼓荡,反观外人的负面评价和桑梓自身的落后,改造故土之情勃发。他们组织同乡会,创办杂志,从历史和现实等多种角度阐述甘肃的重要性,驳斥外人不合时宜的谬论,指陈故乡社会的诸多鄙陋,提出有针对性的建设意见。旅外甘人的言论受到了故乡民众及统治者的重视,成为沟通甘肃与外界的重要桥梁,对促使甘肃走向近代化至关重要。     

民国时期甘肃地震灾害及赈灾研究——以1920年海原大地震为例

1920年12月16日甘肃海原发生了震惊世界的大地震,这场突如其来的灾难给本已贫瘠的甘肃以重创。由于多种因素,这次地震所带来的损失比发生同等强度地震的其它地区损失更为严重。中央政府救灾态度默然,救灾重任让渡于民间,各地方团体及地方绅士相继肩负起救灾重任,积极组织赈灾,使灾后损失降到最低。但一个健康的社会,赈灾需要政府的公共救济与民间的自我救助相结合,不论政府还是公民都应承担起使社会正常有序运行的责任。     

宗教革新与反帝爱国:新中国成立初期甘肃省三自革新运动研究

新中国建立伊始,与西方国家联系紧密的基督教和天主教,不得不在新政权之下做出抉择,若要求得生存,必须因应中央政府的政策,实行自治、自养和自传三自革新运动,彻底划清与外国的关系。基于此,甘肃省也展开了三自革新,这场运动的主要内容是控诉和自我控诉。通过这场运动,一批违法传教士被逐出境,传教士创办的医院和学校被政府接办,天主教和基督教逐渐被纳入了新的政治网络之中,民众的爱国热情空前高涨,国家政权得到巩固,民族尊严进一步提高。     

大历史背景下的小人物命运——转型时期的《白鹿原》乡土社会

辛亥革命成功推翻了统治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使民主、共和观念深入人心。但相较于城市,这样的变革与转型,在农村乡土社会中却显得迟滞。生活在这样环境中的民众,面对如此的巨变,内心矛盾纷繁复杂。以此为契机,接踵而来的各类变化,更是让他们惶恐不已,小人物的命运,也便在这样的大历史背景下,发生了巨大的转折。陈忠实小说《白鹿原》,便是以此为背景的小人物传记。     

汉中张良庙抗战石刻及其爱国寓意

抗战爆发后,抗日救亡成为中华民族的主旋律,如何挽救国家危机,拯救斯民于水火,成为国人最大的政治.斯时借古喻今成为国人救亡图存的主要路径之一,而历史上张良辅助刘邦开启汉朝基业的英雄形象被重新书写和形塑.一批政要和爱国将领均借助张良"英雄神仙"的形象,力图继承张良作为"功臣"和"忠臣"的优秀品质.他们以抗战石刻为载体,通过刻石明志,抒发强烈的爱国情感.张良庙抗战石刻的书写内容,承载了抗日将领和爱国人士对侵略者的愤恨、对国家前途的担忧以及对和平的向往,为抗日战争研究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亦是当下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载体.     

《社会变动中的制度变迁：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粮政研究》评介

《社会变动中的制度变迁：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粮政研究》一书是宝鸡文理学院郝银侠教授主持的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的最终成果,全书46万字,于2013年8月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该著作以粮政为节点,深入透析了国民政府时期粮食与政治、粮食与经济、粮食与社会变迁等错综复杂的关系,是一部全面系统研究抗战时期粮政的扛鼎力作。     

民国时期甘肃鸦片贩运群体及贩运路线考察

民国时期，甘肃鸦片烟毒泛滥成灾，一度被称为“烟国”。斯时，鸦片的种植、吸食和贩运都达到了历史上最严重的程度。就贩运而言，主宰甘肃政治和经济的诸多群体都有贩烟行径，军阀、商号、马客和驼帮是主要贩运者。他们将鸦片贩诸省外、省内互贩或从省外运进本省，赚取巨额款项。贩运路线出境和入境大体均为河西内蒙线、临夏成都线和西兰线。从贩运的渠道上看，以1937年为界，该年之前，内销大于外销，尔后，外销大于内销。民国甘肃鸦片贩运猖獗是由政府财政困窘以及权力失控所致。     

民国时期甘南藏区毒品种植原因试探

民国时期,甘南藏区毒品种植、贩运猖狂,成为甘肃省乃至西部地区毒品泛滥的重灾区,影响地方社会甚巨.推究其因,藏民族大多以游牧为生,有尚武习气,鸦片成为其与外界交换武器的重要媒介;回、汉族莠民潜入藏区种烟贩烟,刺激了该地鸦片的产销;地方统治者囿于鸦片的高利润,强迫怂恿民众种植鸦片;地方政府在禁烟上配合不力,土匪莠民趁机偷种不已.在禁毒上.甘南藏区地处边缘,插花飞地众多,成为明显的"三不管"地带;地方武装薄弱,不堪一击;加之各种势力交织,县府、省府都无能为力.质言之,甘南藏区毒品泛滥是政府统治权力缺失.此地长期处于一种失控状态下的表征.     

双重贫困——民国时期甘肃鸦片种植成因析论

民国时期，甘肃鸦片种植面积迅速扩大，达到了历史最高点，甘肃一度被称为“烟国”，对甘肃社会的正常行进影响至巨。追溯其根由，鸦片种植最切要的因素是政府经济来源匮乏，借征收烟亩罚款挹注财政；其次，农家生计维艰，种植贩卖鸦片换取些许货币维持简单生活；进而，地方社会交通建设滞后，农家剩余农产品销售市场狭窄，而鸦片质轻价高，便于运输；同时广大乡土社会医疗卫生条件落后，鸦片可充当治疗疾病的“药品”。总而言之，鸦片种植泛滥是政府和农家双重贫苦状态下的产物。     

民国时期甘宁青地区农民离村与社会影响述论

民国时期,甘宁青地区农民离村现象严重,影响社会发展至巨。沉重的苛税是农民离村的首因;次则为马家军阀抓兵拉夫;此外天灾频繁、外货涌入和战祸频仍也是重要因素。斯时农民离村后的主要谋生方式是进入城市做工、住家、逃难和求学,部分转入它村继续垦荒,或转入土匪的行列。农民离村加剧了农村经济的破产,增添了城市生存压力,使社会不安定因素增多;但离村者向故土回馈资金和技术,又通过创办杂志积极传播新思潮,对促生甘宁青社会向近代化进发起到了一定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