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女作家革命书写中的领袖情结

延安时期,在革命队伍中存在走出家庭、追求信仰、投身革命的女性作家群体。在这一群体成员的革命书写中凸显出近乎于宗教虔诚的革命领袖崇拜倾向,其精神构成中内涵着强烈的领袖情结。在延安女作家的领袖崇拜话语中,可以梳理出情感逻辑、信仰逻辑和神秘主义逻辑的非理性因素。处于政治权力边缘的延安女作家,为了获取自己的精神价值,借助于革命叙事有限地、部分地实现了介入公共政治生活、间接获取政治权利的欲望;她们对于领袖人物的崇拜与书写,是革命阵营内部权力分配不均衡的表现。     

言说与倾听──从《罗亭》看权力话语下文本中的两性关系模式

“言说”与“倾听”是传统文本中典型的两性关系模式。男性言说,女性倾听是父权体制下的话语结构。这一权力话语在文学作品中构建了以男性为文本创造者和文本中心的叙事结构,体现了主流文化将男性作为创作主体、把女性作为文学作品中附属物的角色规范。对《罗亭》的重新解读,旨在揭示女性在文本中的倾听姿态是由于她们在历史中的被迫“缄默”和“匮乏”;女性的“语言拜物教”倾向是“没有自己的语言”的结果。     

被文本吞噬的爱玛——对《包法利夫人》的女性主义解读

以往对《包法利夫人》的评论往往着眼于作品的社会批判指向,掩盖了男权话语对爱玛的“极度诱惑”和“本文骚扰”这一基本事实。从爱玛不仅能够看到了父权文化体制下话语本文对她“诗意的征服”,还能够察觉到体现在女性身上的典型的“书本的迷恋”和“语言拜物教”倾向。男权话语的本文诱使爱玛沉溺自己的“爱情妄想”,禁锢在自我羞辱之中,由此我们更深刻地意会到“使女人作为女人——而不是作为男人——去阅读”的必要和艰难。男性故事话语的本文给读者设置了迷途错径,女性阅读理论所做的就是在此竖起雷区标志,帮助人们尤其女性通过危险地带。     

神性与人性的悲剧性遇合——克洛德形象再透析

在西方文学作品中，神父形象是一个特异的系列，这类形象蕴含着巨大而神秘的悲剧力量和审美价值。雨果小说《巴黎圣母院》中的克洛德·浮罗诺，便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范例。克洛德的“信仰生存”包含着悲剧性的分裂和冲突；他与爱丝梅哈达的相遇，是神性与人性相遇并贯通的奇迹，并蕴藏着戏剧性的隐喻含义；他的爱情追求所表现出来的深刻的信徒般的狂热和宿命般的悲剧结局，具有生存论的和审美的特性，也鲜明地体现了宗教观念中信仰的彻底性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