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水生态保护的自然观

2014年12月20日至21日,由光明日报社、浙江省生态文化协会和浙江农林大学主办,浙江省生态文化研究中心、浙江农林大学生态文明研究中心和浙江农林大学文化学院承办的第四届"美丽中国·水生态研究"高峰学术论坛在浙江农林大学举行。浙江省政协原主席、全国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周国富,浙江省政协副主席、浙江省生态文化协会会长陈艳华,浙江省环保厅厅长徐震,浙江省林业厅原厅长、浙江省生态文化协会常务副会长楼国华,浙江省社科联副主席陈先春,浙江省生态文化协会副秘书长许利群等领导出席开幕式,南京林业大学曹顺仙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余谋昌教授、浙江水利水电学院闫彦教授、浙江外国语学院张跃西教授、德国莱比锡大学和亥姆霍兹联合会环境研究中心(Helmholtz UFZ)沈百鑫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邱斌教授、井冈山大学姚声正教授等专家学者围绕论坛主题展开深入研讨。本刊将分两期刊发此次论坛部分专家的发言稿,以飨读者。     

水伦理价值观的分歧与重构

当代中国水伦理价值观经历了从人类中心主义到非人类中心主义、从价值一元到多元的转变,形成了人类中心主义与非人类中心主义水伦理价值观的分歧与对立。双方相互驳诘、各执一端,彼此之间的交锋和对立多于交融与认同,这一方面使人们对水伦理学的身份感到困惑,并对水伦理学的合法性提出了质疑;另一方面又无法在实践层面回应中国水问题的现实需求。因此,如何整合水伦理价值观就成为水伦理研究的重要理论课题。然而,在整合价值观研究中,中国学者提出并论证了三种具有代表性的整合价值论,即"像河流那样思考"的进化价值论、人河互为尺度的水伦理价值观以及"以人为本"的水伦理价值观。这三种价值论都试图融合人类中心主义和非人类中心主义的水伦理价值观,但由于它们既没有在理论上真正厘清人类中心主义和非人类中心主义各执一端的认识论根源,又缺乏统一的理论基础和方法论原则,于是,在整合中又形成了新的价值论分歧。这种新的价值分歧使水伦理学的合法性依然面临严峻挑战。对此,我们以为,消解水伦理学的合法性质疑,并使水伦理学摆脱价值论困境的路径是:重构并培育"以人为本"、人水和谐的价值观。这种价值观以人的全面发展为最高目标,包含三个理论基点:唯物辩证的本体论、"以人为本"人水和谐的价值论以及"像水一样思考"的方法论。它通过提出并坚持本体论与价值论、整体论与层创进化论、永续发展与有限发展、以人为本与人水和谐的辩证统一,追求人为本即以自然为本、自然为本即是人为本的合规律合目的的境界,进而消解了人类中心论与非人类中心论的价值对立,并成为当代水伦理学的合法性基础。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视阈下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模式的创新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是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为中心内。容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伴随着全球化的发展，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走向世界是必然的，这也意味着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发展新阶段的到来。因而，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在目标、内容、原则、方法和价值等多个层面对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提出了新的时代要求和使命。高校在切实推进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进程中，可采用观念转变“间性化”、师资建设马列化、课型设计多样化、实践教学一体化即“四化法”进行教学模式的创新，增强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在推进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中的主渠道作用。     

自然、经济和社会协同共进的新模式及其可持续战略——南京市江宁区社会生态调查

中国共产党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了建立和谐社会的奋斗目标,如何构建和谐社会成为一个新的时代课题。南京市江宁区在大开发进程中,从规划入手,坚持用现代生态思维、可持续发展等观念指导经济和社会发展,初步形成了一个经济发展、生态优美和社会进化的协同共进的新模式。基于对江宁区社会、经济和生态问题的调查研究,笔者认为应用全球化定位战略、生态优化和效率超越战略、科教先行、自律民主等思想来指导江宁新模式的可持续发展和社会的和谐进步。     

伊拉克战争对国际政治影响的战略思考

伊拉克战争不仅影响着伊拉克的未来,而且深刻影响着世界秩序演进的方向,它给国际政治民主化带来了新机遇,也让联合国处在了一个新的十字路口。伊拉克战争淋漓尽致地反映了当前需要合纵连横的国际局势,呼唤着新型战略联盟时代的到来,推动大国关系以新的模式朝世界多极化方向迈进。我们必须从实际出发,根据国际力量的消长和利益格局的新变化,改良国际社会。     

近30年马克思恩格斯生态哲学思想研究的现状及其趋向

马克思恩格斯生态哲学思想研究始于20世纪90年代,拓展于全球环境与发展问题日益突出的21世纪初,应用创新于2012年党的十八大之后大力推动生态文明建设的实践进程,目前呈现出开展体系化、建构性学术研究的要求和趋势.通过"马恩经典文本的生态哲学思想挖掘与阐释""马恩经典理论的生态哲学思想解蔽与拓新""马恩生态哲学思想的中国化与时代化""国外马恩生态哲学思想研究的追踪研判"等方面的研究,初步形成了以人与自然关系为理论主题的"马克思恩格斯生态哲学思想""马克思生态哲学思想""恩格斯生态哲学思想""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思想"等概念范畴,为全球环境治理和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必要的思想基础.不过,面对各种社会思潮的挑战与绿色发展的需要,马恩生态哲学思想亟待加强三方面研究:基于"名实之辨"的概念范畴界定与创新研究;基于"源原之辨"的系统性、贯通性理论研究;基于全球视域的国外马恩生态哲学思想研究.其加强和拓新的主要路径:一是以"重读马克思"强化文本阐释的深度和广度;二是加强马恩生态哲学思想的体系化研究;三是拓展和深化国外马恩生态哲学思想研究;四是坚持问题导向,深化马恩生态哲学思想的本土化体系建构研究.     

从“看护自然”到“智爱自然”——兼论“人是自然界的看护者”

生态危机的发生特别是全球性生态环境问题的加剧和生态文明时代的到来,需要反思和重新界定人与自然的关系,需要人类担负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的双重责任。这种责任从生态伦理和生态哲学的角度究竟如何界定、界定为什么,尚属仁者见仁、智者见者的问题。笔者通过对"看护自然""人是自然界的看护者"观念的探讨,主张以"智爱自然"替代"看护自然"的观念。"智爱自然"的历史逻辑始于人类的诞生、伴随人类社会发展的始终;其基本内涵基于人与自然关系的历史演变和马克思主义自然观的基本思想,结合生态文明取代工业文明的时代趋势,可以阐发为:以"智"为前提,以"爱"为核心,坚持生态整体思维。它强调尊重自然、遵循自然、保护自然的科学性、实践性和道德性,倡导人是自然界的智爱者。     

论和谐社会协调人与自然关系的原则

正确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保持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是人类生存的必然要求。本文从保持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愿望出发,提出四点协调人与自然关系的依据和原则:正确认识自然,合理改造自然,充分利用自然,有效保护自然。其中,正确认识自然是前提,合理改造自然是手段,充分利用自然是目的,有效保护自然是条件。     

生态伦理视阈中野生动物保护优先的三个维度

在野生动物保护优先的理论维度,人与野生动物存在着不可中断、不可逆转、不可割裂的三种善的逻辑:一是生命进化的连续性,二是本质塑造的交互性,三是价值创造的自然性。这三种善的逻辑蕴含了人与野生动物之间既是生命共同体又是发展共同体、价值共同体的“道”和“义”。野生动物保护优先是遵循人与野生动物在自然界中的天然关系和善的逻辑、回应生态危机背景下价值观变化的时代选择。在野生动物保护优先的历史维度,近现代野生动物保护经过两个阶段的发展从而实现了三个转变:野生动物的食用从合法转变为非法、从道德转变为不道德;动物保护的重点由家养转变为野生、由野生动物的个体转变为物种及其生态环境;野生动物保护的价值观由人类中心主义转变为“弱人类中心主义”“非人类中心主义”。这种转变为野生动物保护优先奠定了历史前提。在野生动物保护优先的实践维度,以现代科学技术为先导的经济社会发展使人类拥有了可以摧毁地球和地球生命的能力,“能而不想”是生态文明最基本的心性要求。由此野生动物保护优先首先要维护野生动物的生命之善,其次必须加紧扭转野生动物生境持续恶化的局面,再次必须加快改变野生动物深陷人类“围城”的状况,最后必须抓住禁食限用、保护优先拐点到来的契机,将野生动物保护优先融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发展战略,贯彻于绿色转型、生态文明建设的实践,尽快建构政府主导的多主体、分类分级分区保护体系,防止把野生动物与畜养动物混为一谈,防止“法不容情”和“道德泛滥”。同时,聚焦“以人民为中心”的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价值理念的塑造,加快生态伦理的本土化、体系化建设,从生产生活出发进一步探讨和制定野生动物保护优先的伦理指南,突出人道与自然之道、野生动物之道辩证统一的价值评价,防止把生态伦理、野生动物保护符号化。     

“用制度保护生态环境”笔谈

主持人语：2013年11月,自《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首次提出“用制度保护生态环境”以来,“用制度保护生态环境”即成为社会各界高度关注的热点话题。其背景有三：一是中国环保四十多年虽历尽艰难曲折,并取得重大成就,如在观念层面从环境保护、可持续发展到生态文明,在实践层面从治理“三废”、实行“三同时制度”到环保立法、确定“生态红线”,都充分显示着我国生态环境保护的巨大进步。但是,生态环境保护仍无法适应改革开放中对环境、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现实需求;与生存和发展密切相关的土地、水、空气、气候等环境问题日益以整体性、复合性的方式爆发出来,引发并加深着社会公众的生态环保意识,激发着人们的生态环保情怀;“用制度保护生态环境”成为关乎国计民生的重大现实课题。二是中共十七大、十八大两次全国代表大会都使用了“生态文明”这一概念,并在十八大报告中单列“生态文明建设”,对“生态文明”的内涵、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性和主要做法等作了深刻阐述,标志着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成为国家意志,成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中国梦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三是三十多年来,学术界对生态环境保护的制度研究和成果积淀,为提出“用制度保护生态环境”奠定了一定的理论基础。“用制度保护生态环境”的主要内容、方式、方法、途径、目标等,虽然在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有所阐述,但亟待深入研究,以免制度无魂,失却方向,导致制度泡沫或使生态文明建设为制度所累。我们以为,用制度保护生态环境的目的和价值取向应该是以人为本的。因为用制度保护的生态环境归根到底属于人化自然,作为自在自然的宇宙自然界不会因为人化自然环境劣变或地球毁灭而消失。人类要担心的是人类的自我毁灭以及作为人类生存和发展的生态之基--人化自然的劣变和毁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