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哲学的公共之维

作为现代政治社会与当代政治哲学核心命题之一的“公共”议题，在当代学术界不仅因其共时性的理论面向之复杂多变而饱受辩难，更因其历时性的观念变迁而模糊不清，全球化视野下的先发现代国家与后发发展中国家的差异与错位更为这一概念的厘清增添了困难。任剑涛教授的《公共的政治哲学》一书从政治哲学视角出发，梳理了公共理论的历史观念渊源与当代思想谱系，重新界定了被汉语学术界混同已久的“公共”与“公共性”概念，并在此基础上创立了权力制衡、相互交叠的公共结构框架，为我们继续思考繁杂的公共生活在当代政治世界的边界敞开了理论空间。     

杨涪林作品欣赏

正~~     

社会支持视阈下大学生抑郁的特征及其对策研究

大学生作为社会建设的后备军,其心理健康一直是社会关注的焦点,大学生抑郁发生率居高不下,成为大学生常见的心理障碍.在大学这个半社会化的集体中,抑郁个体对自身消极评价,不仅对自己的心理健康造成严重的影响,而且也失去锻炼、提升自己的机会.通过文献查阅,抑郁个体普遍缺乏稳定的社会支持,缺乏求助路径.因此,以社会支持和抑郁为切入点,提出几点建议.     

汉人对时日禁忌的反思与批判

为了趋吉避凶，汉代社会普遍迷信时日禁忌。然而日禁过于严苛繁密，往往“使人拘而多所畏”，故而引起了汉人的反思与批判。在遭遇紧迫之事而“不得择日”时，日者往往通过举行救禳仪式以祛除灾祸，变通行事。一些士人则认为，时日本无吉凶，不过是人内心有所忌讳才会生出禁忌，若能“考于心”而不“围心”，则可以“不问时日”“不拘日禁”。儒家传统则特别强调“人事”的作用，认为为善者为吉人，为恶者为凶人，吉人遇吉日，凶人则遇凶日，从而将时日的吉凶归结为道德层面的善恶。王充则认为，吉人、凶人并非由善恶所致，而是命定的，从而彻底否定了人对于命运、吉凶的主动性。而无论是强调“心”、人事还是命运，都否定了时日所具有的吉凶属性，从而消解了时日禁忌观念的理论基础。     

基于超总体模型的设计效应分解

本文基于超总体模型研究抽样调查中设计效应的计算问题。首先以随机效应模型为基础，明确了简单随机、二阶段、不等概率和分层抽样对应的超总体模型，进而通过所给模型推导出分层、类集、加权单因素设计效应的计算公式和多因素组合的设计效应计算公式并给出了对应估计量，公式表明：多因素同时存在的组合设计效应等于对应单因素设计效应的乘积。最后，对设计效应的理论值、估计值和真实值之间的关系进行了蒙特卡洛仿真，并利用相对偏倚、相对均方误进行了评价。本文的研究，对复杂抽样设计中正确计算、使用设计效应具有指导意义。     

反思“五四”:中西古今关系再平衡

百年前的五四运动是中国现代史的发端性事件,如何估量和处置以儒学为代表的传统文化及其与西方文明的关系,是五四时期所面临的重要问题之一,至今仍有巨大的现实意义。2019年5月,山东大学《文史哲》编辑部主办"儒学价值及其现代命运:五四百年纪念"高端论坛,本期所推出的这组笔谈,即属此次学术研讨会的部分成果。其中,杨国荣先生由"五四"核心概念(科学和民主)与儒学核心观念(仁和礼)之间的相分相融,提出"五四"思想家尽管趋向于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划界和对峙,但深层观念依然与传统相涉;罗志田先生提出,"五四"对个人的一度看重虽更多是受外来影响,但我们不宜忽视中国传统中本有一个顶天立地的个人,而"五四"使个人脉络化的"近代中国特色",却疏离于近代西方和中国古代的个人观念;温儒敏先生认为,以"五四"为"全盘性反传统主义"的观点是浅薄的,真实的历史是"五四"既颠覆传统,又赓续和再造传统,"五四"先驱者批判礼教,是儒学的转机而非灾难;何中华先生从唯物史观的视角,指出"五四"未曾正视和深究"民主"与"科学"背后的历史根源和社会基础,"文化决定论"试图从观念层面出发倒逼出政治制度安排和现代经济体制,存在着因果关系的某种倒置。相信此组笔谈,对于相关研究将有一定的启发和推动作用。     

无线传感器网络中虚假数据过滤方案

在无线传感器网络中,节点很容易被攻击者捕获而传输虚假数据,需要研究在网络中如何过滤掉虚假数据.本文介绍了无线传感器网络体系结构和节点结构,分析了无线传感器网络的特点,探讨了常用的虚假数据过滤方案策略,提出了无线传感器网络中虚假数据过滤方案的分类,并总结了这些过滤方案的优缺点,为无线传感器网络过滤虚假数据提供了一定的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