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城市化进程中的大城市超先增长规律——兼议我国大城市发展的必然性

一、大城市超先增长规律 城市化是一个内涵十分丰富的概念。它的基本涵义是指由社会生产力的变革所引起的人类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居住方式改变的过程。城市化又是具有普遍意义的国际现象,它是任何国家或地区都不可逾越的历史过程,18世纪60年代,以“英国产业革命为代表揭开了世界城市化进程的序幕,世界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从1800年的3％,上升到1900年的14％,到1980年已跃升为42％,据联合国预测,到2000年,世界城市化的总体水平将突破50％。     

我国控制大城市的方针措施及弊端

城市是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人类社会进步的标志。社会经济的现代化必然伴随着人口的城市化。伴随着城市数量的增加、规模的扩大,城市的大型化、集群化已成为一个明显的趋势。据统计,世界百万人口以上的大城市在1850年仅3座,到1980年就猛增到324座。大城市的日益增加也已成为我国城市化进程中的显著特点。1949年我国50万以上人口的大城市仅12座,到1994年就已增加至73座,增加了6倍。     

人口数目估计中的独立双系统估计量研究

利用存在统计相依关系的两份人口登记名单构造的非独立双系统估计量是目前估计总体实际人口数的前沿方法。该估计量由最初用于估计一个区域内的野生动物数目的捕获-再捕获模型移植而来。非独立双系统估计量的一个明显缺陷是低估总体实际人口数。用独立双系统估计量替代非独立双系统估计量属于人口数目估计领域的理论创新研究。采用数理分析与实证分析相结合的方法研究独立双系统估计量及其方差估计量。为便于读者理解,通过一个实证案例全面演示了独立双系统估计量的计算过程。研究表明,独立双系统估计量所估计的人口数平均接近于实际人口数,建议在未来人口数目估计中应用独立双系统估计量。     

西部地区产业集聚水平实证分析

西部大开发已十年有余，目前西部正处于经济增长的徘徊期。前一阶段依靠政策扶持、投资拉动的增长模式已渐现瓶颈效应，而集聚经济的引入正好为西部的持续发展提供了新动力。文章采用产业集聚静态指数和产业集聚动态指数对西部地区产业集聚的现状进行测量，指出西部地区产业集聚存在工业整体集聚水平不高，产业层次较低，产业集聚受资源禀赋的影响，产业集聚的区际差异较大，产业分散、区域专业化程度低等特征。相应地，文章提出西部产业发展应从自己的实际出发，依托现有的产业基础，充分利用资源丰富等优势，创造条件，并逐步形成能够体现和发挥自己优势的产业集聚，并提出相应政策建议。     

新常态下西部经济发展的新机遇、挑战及趋势?

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西部地区经济发展面临的国际国内环境发生了一系列的深刻变化。经济结构调整和发展方式转变、扩大内需、“一带一路”及“四化”同步发展战略等给西部地区经济发展带来了新的历史机遇；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难度较大、基础设施建设滞后、人口和劳动力素质偏低、生态环境恶化、节能减排压力大等，又使西部地区经济发展面临新挑战。西部开发依然位居国家优化经济发展空间格局的四大总体战略之首，“一带一路”新战略昭示了西部地区发展开放型经济的新方向和新蓝图；西部开发需要切实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的引导作用，也需要东、中部地区给予更多实质性支持；西部地区要增强自我发展和可持续发展能力，走新型工业化、新型城镇化、现代特色产业发展之路。     

台商投资大陆的产业网络分析与启示——以台湾制鞋业投资东莞为例

台商投资大陆在当地形成的产业网络是其能够蓬勃发展的重要支撑.台湾制鞋业在广东东莞产业网络的形成,既与其以中小企业为主有关,也与台湾地区政府的政策引导、商誉和信用以及人际关系有关;产业网络的形成有利于台商降低交易成本、分散经营风险、提高生产技术,并保持企业间稳定的关系,保证货源的充足和供货的及时,有利于营运效率和竞争优势的提升.东莞制鞋业由于有着完善的产业网络而仍将保持较强的竞争力,但也应在区域转移的同时积极转向高端发展;中西部地区应以“全产业链”模式吸引台商投资,注重感情招商,实现产业转移从“外生性嵌入型”向“内生性根植型”的模式转变.     

重庆市人力资源开发的战略选择

在加快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对人力资源的开发是至关重要的。重庆作为我国新的直辖市和西部重要的经济中心,详尽分析重庆市人力资源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探讨重庆人力资源开发的一系列途径。对重庆市人才资源开发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我国大城市发展的必然性

一、经济发展水平与城市化特点的关系 城市化是经济发展必然的、不可避免的结果。从世界各国来看,可以说其经济发展的历史也就是城市化实现的历史。经济发展水平高的国家,城市化水平也较高;经济发展水平低的国家,其城市化水平也较低。据     

数字经济对高技术产业出口竞争力的空间溢出效应———以长江经济带为例

数字经济的蓬勃发展不仅变革了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而且给高技术产业智能化升级创造了机会。高技术产业通过智能化升级提高生产效率,进而提升其出口竞争力。本文基于2007—2018年长江经济带各省份的面板数据构建空间杜宾模型,分析数字经济发展对长江经济带高技术产业出口竞争力的空间溢出效应。结果表明:数字化投入、数字化产出、数字化环境对长江经济带高技术产业出口竞争力的整体提升具有正向溢出效应,其中数字化环境是影响高技术产业出口竞争力的主要因素,而数字化投入的地理邻接优势尚未充分发挥。因此,长江经济带应继续加大数字化投入,提高数字化投入的辐射带动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