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政治视野中的山寨消费——山寨现象的社会学再解读

在全球化日益扩展的过程中,消费控制已取代生产控制成为新社会控制的核心逻辑,利用生产社会中的政治逻辑不再能有效解释底层群体的行动,通过生活政治视野的引入,集中于当代中国社会中独特的山寨消费现象,则可发现山寨本身的根源恰恰在于商品拜物教里面的消费控制,山寨正是消费社会中权力控制与异化的体现,消费中的山寨现象和生产中出现的诸种现象一样,是一种社会事实,而不是道德评判,解决山寨问题的出路在生活政治而非生产政治。     

西北少数民族地区反贫困之特点变化与政策调整

伴随着中国反贫困的进程加快,我国大部分地区的贫困状况得到极大的改善,特别是少数民族地区,因为发展的原初起点低,又在反贫困进程中受到各种民族地区发展政策的扶持,反贫困的效果尤为明显。但是进入新世纪以来,整体社会经济发展的特点发生了极大的变化,特别是西北少数民族地区的反贫困事业面临着生产发展与环境保护、城市化与人口压力、发展旅游与环境污染等多重压力,少数民族地区的贫困状况也出现了新的特点,特别体现在人口构成的文盲率在地区、年龄、性别等方面,从社会工作介入、注重职业技能教育培训、社会性别作为政策设计要件等新的视角切入,有助于提高反贫困事业的实际效果。     

谈谈社区公共问题解决之“道”

伴随着社区在社会管理基础单元位置的夯实,越来越多的社会问题需要在社区中解决,这一过程有人形象地称之为“社区是个筐,什么都往里面装”,但是,社区这个“筐”里装进去的都是公共问题,解决这些公共问题的方法不仅是传统的居委会所要掌握的,更是居民需要逐步学习和实践的。     

旧邦新命:乡村振兴战略中合作社的文化复归与维新

从全球范围来看,合作社既是对过度市场主义的反抗,又是应对公共物品供应不足的补充,更是有温度“社会”互助的载体。基于3个不同组织形态的农民合作社考察,试图揭示合作社运营与地方文化伦理、社会网络、文化风俗的互动逻辑,提出在乡村振兴战略中,走出合作社发展的范式困局,立足中国农村特殊的社会结构需求,注重合作社发展的社会文化基础与功能,引导合作社与地方社会相适应,使其成为农村社会发展的综合性载体和新型治理单元,发挥创造社会空间与社会资本的功能,激发合作社在乡村振兴战略中的基础单元效能,从而构建一种文化共生、经济共享和治理共同体的复合发展之路。     

返本开新:当代社会工作中的宗教议题

近年来,从宗教中发展走出的西方社会工作出现回归和超越宗教的趋势.服务对象中宗教因素重要性的提升,具有多元宗教信仰的服务对象共享社会工作服务体系,都要求社会工作进行有效回应.具有基督教渊源的社会工作在全球化过程中日益转换为多元宗教介入的领域,对社会工作理论与实务领域带来了新的挑战.正视宗教在社会工作发展中的积极作用,形成宗教与社会工作的互动亲和关系,是当代社会工作向精神性敏感发展和中国社会工作本土化发展的必然趋势.     

从农民到农业生产者:身份到职业的转向——孟德拉斯《农民的终结》与中国农民研究的新视界

农民的终结,并非我们在城市化思维下理解的“农业的终结”或“乡村生活的终结”,而是“小农”的终结.农民并非被终结的对象,而是在新的经济体系中具有创造力的生产者.改变城市本位的农民研究,通过发展农村生产性服务体系,推进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为农民设计享有国民待遇的社会保障体系,才是农民终结本真的涵义.     

全球消费与底层反抗——山寨现象的社会学解读

全球化的扩展对个人生存方式带来了极大的影响,特别是消费社会对于形塑个体与社会关系具有重要的作用.将山寨这一实践现象放置于消费社会与符号政治经济学的视野中理解,山寨实际可以理解为后现代社会中底层消费群体的"拟像",同时也被整合到整体性消费社会权力结构中的过程.从更广阔的视角来看,山寨化与麦当劳化构成了整体消费社会中弱势与强势阶层的两种行动方式,山寨是底层消费群体反抗的一种弱武器.     

少数民族现代化过程中的权力结构初探——在甘南卓尼县木耳、叶儿、柳林三地的实证调查

本文从政府、社会、宗教三维少数民族地区权力结构的分析出发 ,研究在甘南卓尼县三村现代化过程中政府权威、寺院权威、社会权威的结构与变迁发展 ,分析了三者变化而引起的社会权力结构的优化整合 ,提出了少数民族地区现代化过程中权力结构控制的思考和对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