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困境之“原罪”与“类意识”的深层觉醒

生态困境不仅是自然生命系统的困境,同时是人类生存的困境和人的精神意义世界失落的困境.遗忘了"类本质"的人类必定会陷入动物本能式的思维模式,导致"自然观"的误置、"科技观"的歧途与"人性观"的偏差.借用基督教"原罪"的理念,现代人类如果要获得最后的"救赎",必须运用生态智慧驾驭对自然的"控制力",通过道德关怀范围的扩展和"类意识"的深层觉醒,推动道德的进化,在追寻生命"自由"之境的过程中谋求人与自然的生态和谐.     

重建生态平衡:自然生态—社会生态—精神生态

工业现代化的推进加剧了人与自然之间的冲突和对抗,蔓延全球的生态困境对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构成了潜在的威胁,它迫使人类以强烈的忧患意识对自己的历史和未来进行认真反思。社会生态论者认为生态难题实质上是社会问题,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应用引发人地关系的对抗,只有通过变革资本主义私有制,＂以人为本＂,转变主客二分的思维方式和技术理性统治形式,才能够重建社会生态平衡,进而重建人与自然的生态平衡;精神生态论者认为精神价值的消解引发自然生态失衡,只有通过精神自由的回归重建精神生态平衡,才能够推进个体生命秩序与自然生态秩序的辩证契合。自然生态—社会生态—精神生态是辩证有机的＂生态大系统＂,同时也是和谐社会建设的可贵思想资源。     

科技与道德的形上关系及其生态和谐律动

20世纪中叶以来,科技发展带来的一系列负面效应迫使人们开始认真反思科技与道德的关系内核。以辩证审慎的思维态度透视科技与道德的形上关系视域,会发现科技与道德的结合在当今时代具有必要性与必然性。科技与道德在相互作用的过程中分别存在合理性限度,合理应对科技创新带来的道德缓进不适以及道德对科技发展所保有的理解和宽容态度尤为重要,科技与道德以一种“适度的张力”实现生态沟通与和谐律动。     

马克思实践论“自然观”及其生态难题回应

全球性的生态难题暴露了人类认识自然理念和观念的危机。马克思的"自然观"内蕴于人类的劳动实践之中,劳动的异化带来人的"类本质"的丧失、人性的"物化"以及人与自然关系的"异化",透过劳动实践的中介,能够推进人的"类"意识的觉醒与"异化"的扬弃,它突破了技术实践基础上的机械论自然观,超越了伦理实践基础上的道德自然观,实现了"自然观"之"实践—认识—审美"链条的辩证契合。因此,准确完整理解马克思的实践论"自然观",为正确认识并积极化解生态难题提供了重要的道德哲学的思考维度。     

基于自然“内在价值”论争的生态伦理思考

科技力量征服自然带来的一系列生态负面效应,迫使人们开始从生态世界观和价值观的深层探寻根源,人类中心论者与非人类中心论者紧紧围绕自然“内在价值”问题展开了针锋相对的理论辩驳,并提出了彼此迥异的道德理由和伦理论证,然而,二者在关爱生命、爱护自然的精神价值境界上是一致的,本文尝试梳理审视学术界对自然“内在价值”论争的两种视野,并进一步提升和超越此种论争,尝试从生态实践视角提供一些可行的价值借鉴,以此作为普通民众生态践行的理论依托,这即是理论论证之后所达成的实践共识。     

金融危机下美国高等教育现状对中国的启示

蔓延至世界范围的金融危机，不仅使世界格局发生了重大而深刻的变化，同时对各国的高等教育体系造成了一定的冲击。系统总结并理性剖析美国高等教育系统为应对危机、化解难题所采取的有效的应对措施，通过分析高等教育与市场、高等教育与政府以及高等教育与高校自身的关系，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合理应对世界金融危机，以“危机”为“契机”，把握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的时机，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和谐社会经济运作的道德信念启示——基于马克斯·韦伯的“新教伦理精神”

马克斯.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运用“理想类型”方法对现代性经济运作和财富积累的动力机制问题进行了分析,指出促动资本主义产生最为重要的因素,是“新教伦理精神”这种维系现代西方资本主义发展的内在精神气质。挖掘韦伯理论精神价值的合理内核,对当前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设能够提供社会伦理的文化价值因子和道德信念的动力支持,对推动中国社会从“道德世界观”到“伦理世界观”的演进以及伦理—经济“生态”的建构具有理论和实践层面的必要性。     

必要的生态转向:从“科技理性”到“生态理性”

随着人类认识世界与改造世界能力的增强,科技理性不断膨胀、价值理性与人文理性日益萎缩,科技理性的片面发展暴露出自身的合理性限度。因此,应当给予科技理性以必要的＂生态＂补充,寻求＂生态理性＂的道德合法性,使＂科技理性＂与＂生态理性＂在人的发展中、在生态伦理道德教育中以及在真、善、美的生态伦理实践中保持适度的张力,从而推动生态文明建设。     

“以人民为中心”的逻辑理路及价值主线

“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超越西方“人本主义”话语的实践悖论和中国古代朴素的“民本”情怀,继承和接续马克思人民主体思想的“人民”底色,是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彰显和中国共产党“人民初心”的实践表达。其中,“以人民为中心”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通过“发展”主线相互贯通,将人民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思想维度互补,时间跨度涵盖,发展向度承继;“以人民为中心”立足“人民”逻辑,批判西方“物本”逻辑潜隐的发展界限、人的异化难题以及资本的基因缺陷,保障人民的经济权益、政治权益、文化权益、社会权益和生态权益,推进实现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间关系的真正和解。因此,“以人民为中心”理念坚守人民至上的根本立场、人民主体的根本动力、人民共享的根本目标和人民评判的检验标准,贯穿于脱贫攻坚、创造人民美好生活需要和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历史进程中,对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人性观的困惑与生态困境的历史演绎

蔓延世界的生态难题是人与自然关系断裂的结果,而"人性观"的偏差是引发生态困境的深层价值论根源。从上帝神性"笼罩"下的"神性人性观",到追求"凡人幸福"的"自然人性观",再到理性启蒙"神话"中的"理性人性观",凸显了不同历史时期与自然相对峙的人性发展轨迹。探讨现代性发展中的人性价值论、推进"爱自然"的人性生成,是应对生态困境、构筑人类文明大厦的可能路径。这种探讨不仅能够为化解生态难题提供深层的道德价值论的理念指导,而且对于构建生态文明社会、推进"十二五"环保规划的落实,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