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公权力限制的刑事被追诉人权利保护及其制度建构

刑事被追诉人在诉讼三角关系中是权利均衡行使的重要因素,保护其合法权利,可有效限制公权力恣意,实现法律公平、正义价值。美国立法对限制公权力,保护刑事被追诉人权利具有优秀经验,不仅将其规定于刑事法律中,更上升至宪法高度。我国法治建设对刑事被追诉人权利保护虽作出系列改革,但仍存在如公、检、法三机关办案均以保障社会安全、惩治犯罪为目的等问题,公权力具有扩张可能。因此,文章认为借鉴美国立法经验,结合我国实际,对刑事被追诉人权利保护,尤其是在隐私权、禁止残酷刑、尊重人格与迅速审判权方面需要进一步完善,以此有效限制公权力恣意,推进我国法治进程。     

论法价值视阈下亲告罪之立法

亲告罪是告诉才处理的犯罪,它是刑法中对犯罪分类的一个基本类型。长期以来,亲告罪在我国刑法学界并未受到应有的重视,但自齐文远教授的《亲告罪的立法价值的初探》发表后,亲告罪开始逐渐受到关注。本文运用价值分析的法学研究方法对亲告罪的基本价值,在自由、秩序、公正、效率等方面作了比较分析,并着重阐述了亲告罪在自由与秩序,公正与效率之间的平衡,以求为完善亲告罪之立法提供具有价值的参考。     

论信访制度的功能定位

信访制度的功能是信访制度本身的必然属性,其功能的定位涉及信访机构设置、信访机构职责等信访制度运行中的多个问题,是研究信访法治化的前提。我国信访条例所定位信访制度的功能是沟通功能,而民众则期待信访制度能发挥对主体权益的救济功能,但信访制度在实际运行中,其功能还受到政绩考核以及反腐败工作等因素的影响。功能定位的冲突导致信访问题多发。因此,在现有信访规定的前提下,信访制度的功能面临两种选择,一是增强信访制度权力,增加救济功能;二是坚持信访制度沟通功能。但现阶段,坚持信访制度沟通功能,将信访问题向法治化引导是最现实、最佳的解决途径。     

国际商业反贿赂制度化研究——以“对外国公职人员贿赂罪”为研究条款

国际腐败正由单一性状向多元性状发展,严重破坏了国际间的市场经济秩序。因此,国际商业贿赂问题,不仅被《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等国际公约所禁止,还被如美国《反海外腐败法》等世界各国国内立法所规制。作为《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缔约国,我国在2011年2月通过的《刑法修正案(八)》中增设了"对外国公职人员行贿罪",该条款的设立与国际公约有机结合,有效遏制了我国国内的国际商业贿赂行为。然而,由于法律、文化等方面的差异,我国的立法与国外法律条款仍有差距,司法实践中也常遇到犯罪认定、犯罪构成及其界定等相关问题。因此,借鉴国外典型立法,完善我国对外国公职人员行贿罪的相关立法,仍是我国司法界之重大课题。     

犯罪现象产生原因分析

针对犯罪现象产生原因的研究一直是犯罪学界的首要研究课题。但是由于认识能力的局限性及思想意识形态的不同等多方面的原因,致使对此课题的研究发展演变成了百年的舌战,因此犯罪现象理论基本形式至20世纪末才初步建立。笔者通过对犯罪现象研究方法论的比较分析,将社会学中的群体理论纳入研究思路,深入分析阶层分化、阶层断裂等社会结构变量及相对剥夺感、价值崩溃等社会价值变量,以求通过此种方法分析出犯罪现象的成因,从而对控制和预防犯罪提供一定的启示作用。     

论刑事诉讼中的诉之变更制度

刑事诉讼客体是刑事诉讼主体参与诉讼活动所指向的对象,具有单一性与同一性。在传统刑事诉讼法理论中,诉之变更制度包括法院变更起诉罪名制度及公诉变更制度等,即在检察机关起诉后,法院在审理过程中有权改变、追加或撤回起诉的法律制度。诉之变更制度是实现实体正义的必要手段,虽受刑事诉讼客体单一性与同一性特征的限制,但本身并不为诉审同一原则所排斥。为完善诉之变更制度,我们应采用诉讼客体自然事实同一说理论,结合诉审同一、控审分离原则,使诉之变更制度更趋合理,以达到提高诉讼效率、充分保障诉讼参与人权利的目的。     

日本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及其对我国的立法启示

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是对受到不法侵害的被害人及其近亲属的一种国家救济制度,目的是使刑事被害人及其近亲属在受到不法侵害后能够获得一定补偿的社会福利。它可使被害人与犯罪人的人权保障得到完美平衡,保证刑事诉讼活动的顺利进行,维护社会和谐稳定。通过对日本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的研究分析,笔者从补偿的基本原则、补偿对象与种类、补偿条件、补偿的具体程序和补偿金来源及例外情况等角度,提出了建立适合我国国情的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构想。     

监察机关办理职务犯罪追诉时效问题研究

监察体制改革后,职务犯罪主要由监察机关立案调查,使得该类犯罪存在于刑事追诉时效之外,而《监察法》又未规定监察机关办理职务犯罪追诉时效问题,法律的空白引发了广泛的争议。文章认为应完善监察机关办理职务犯罪的追诉时效内容。时效制度是法治的应有之义。时效制度是历史发展的基本规律,权力的行使都受时效制度规制,这是法制统一原则的基本要求。这亦有实践上的必要性。其是继续巩固反腐败高压态势的需要,有利于节约监察资源,亦是法法衔接的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