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与诗的舞蹈 ——嵇康的境界论与海德格尔的栖居选择

嵇康生逢魏晋乱世，在“越名教而任自然”、“行不违乎道”的形上追求中，渴望达到“任逍遥”的精神境界；海德格尔的存在哲学却提出主体应在“畏死”的设定下拯救自身于俗世的“沉沦”之域，人只有“诗意地栖居”于“共在”的现实世界，才可在“返乡”之终途走向“主体澄明”之境。二人的形上追求与栖居选择异同共具。嵇康直面死亡的从容与海德格尔畏死而生的超越使“向死而生”被证明为哲学的永恒。     

思与诗的舞蹈 --嵇康的境界论与海德格尔的栖居选择

嵇康生逢魏晋乱世,在"越名教而任自然"、"行不违乎道"的形上追求中,渴望达到"任逍遥"的精神境界;海德格尔的存在哲学却提出主体应在"畏死"的设定下拯救自身于俗世的"沉沦"之域,人只有"诗意地栖居"于"共在"的现实世界,才可在"返乡"之终途走向"主体澄明"之境.二人的形上追求与栖居选择异同共具.嵇康直面死亡的从容与海德格尔畏死而生的超越使"向死而生"被证明为哲学的永恒.     

群贤毕至,会师中原——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郑州论坛综述

2010年11月举行的＂逐鹿中原——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郑州论坛＂,以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与保护为主题,围绕非物质文化遗产与民间艺术、非物质文化遗产与高等教育、非物质文化遗产与政府责任三大论题,深入探讨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物质载体与文化内涵、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商业化倾向、文化遗产学学科成立的概念与范畴及课程设置、政府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的责任等基础或前沿问题。同时也提出了一些有待进一步探讨的重要问题：如何科学界定物质文化遗产中的核心范畴,如何处理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商业化的关系,文化遗产学作为一门学科其概念、范畴是什么、如何形成本学科的研究范式,高等教育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事业中如何履行自己的责任,政府应如何处理发展经济与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关系,如何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创新结合起来等。这些问题既为相关领域今后的研究指明了方向,也为我国制定相关法律、法规、政策,进一步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提供了学术背景、理论参考与学理支持。     

斯宾塞的国家政治观、伦理道德观和自由观

斯宾塞的国家政治观、伦理道德观和自由观是在其社会有机体理论的基础上提出的。他认为国家应该扮演分配者和保护者的角色,尽可能少地干预社会生活,保证人的“同等自由”和自由的社会生活;在伦理道德问题上,他认为“同等自由”是它的原则并在这一原则下实现人的“同等自由”即最大幸福才是符合道德的;他的自由观是指实现“同等自由”,实现人的个体化和完全自由,这必然伴随着人的完全道德和生命的实现。     

“百年中国社会变迁与中国现代化”学术研讨会综述

2011年3至5月,河南省＂福彩.中原人文讲坛＂举办了以＂百年中国社会变迁与中国现代化＂为主题的学术研讨会,包括三次学术报告和一次学术座谈会。卢晖临教授在分别以《百年中国社会变迁中儒家文化的命运》《现代化之旅中的基层治理》《中国制造与新生代农民工的前途》为题的学术报告中指出,我们应以＂同情式的理解＂和＂批判性的反思＂来看待儒家的百年命运,以复兴我们的文化;20世纪以来的国家政权建设和乡村经纪统治破坏了传统基层社会治理的基础和资源;制度性安排使新生代农民工面临身份认同危机。在座谈会中,各专家、学者就百年中国社会变迁与中国现代化过程中的传统文化、教育模式、基层社会治理,以及当代中国的文化模式建设、培育现代社会资本、社会组织建设等问题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探讨与交流,认为：当代中国文化处于一种＂魂不守舍＂的境地,我们必须建立自己的文化模式;在反思近代以来的传统文化时不能忽视人们对传统文化批判的内生性动力,且文化建设的中国路径问题应区别于侧重经济社会发展的＂中国道路＂和＂中国经验＂;中国教育之＂病＂在于工具理性的教育模式压缩了教育功能;传统社会资本的破坏和现代社会资本的缺失,导致社会交易成本的增加和社会的碎片化存在;社会组织的缺位使农民工等弱势群体无法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企业缺乏责任伦理,政府则缺乏应有的人性化关怀和对历史的尊重以及理念要优于制度设计的执政思想。这次研讨和交流启示我们：应在延续传统中构建当代中国多元一体的文化模式,并要有正确的方向、方法和心态等;在培育现代社会资本的过程中应凸显公民意识与责任意识等价值理性,在实践中推进基层社会治理、改善民生。此外,这种学术报告与座谈会相结合的学术研讨方式对于促进思想交流、推动学术创新也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     

《礼记》崇高之“畏”及其认知困境

作为儒家面向日常生活的意识形态叙事的持续性情感生成,《礼记》顺天守时的天命之"畏"是人对自身现实生存境遇的警觉与关注,其德性至上的至善之"畏"是儒家重建合"礼"秩序并进行生产关系再生产的德性认知过程,其"天人合一"的崇高之"畏"是在"圣王"与"天"同构基础上对儒家通过识"礼"追问终极意义、达至即凡而圣并"与天地参"的形上表达。意志化主观叙事和表象化"复礼"实践表征着《礼记》中儒家至德至善之崇高理想与崇高之"畏"的乌托邦特性,"圣王"理想对于主体实践而言只能被体验为一种悲怆而崇高的道德情怀,其崇高仅在于它占据了儒家道德理想主义的核心位置。     

从“礼”的演进看先秦儒学史料编著的意识形态化取向

中国古代的“礼”具有自律的“道德性”、他律的“法定性”、信仰和神圣的“宗教性”三大基本属性，它是传统的栽体，又是与传统对应的开放系统。先秦儒学的意识形态化取向与先秦儒家所编著的系列史料有一种承继关系，《论语》仁礼互释的“圣王”理想、《孟子》倡导“仁政”的“内圣”追求、《荀子》“隆礼重法”的“外王”设计，其间贯穿着编著者们一个统一于无意识状态下的共同话语取向：向国家意识形态的逼近。这也使儒学在政治向度上成为一种制度化存在。当代中国的意识形态建设如果能将传统文明与现代文明成功融合，将为人类提供一个全新的文化起点。     

思与诗的舞蹈 --嵇康的境界论与海德格尔的栖居选择

嵇康生逢魏晋乱世,在“越名教而任自然”、“行不违乎道”的形上追求中,渴望达到“任逍遥”的精神境界;海德格尔的存在哲学却提出主体应在“畏死”的设定下拯救自身于俗世的“沉沦”之域,人只有“诗意地栖居”于“共在”的现实世界,才可在“返乡”之终途走向“主体澄明”之境。二人的形上追求与栖居选择异同共具。嵇康直面死亡的从容与海德格尔畏死而生的超越使“向死而生”被证明为哲学的永恒。     

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行的“四个面向”——基于中国现代化视角的实践回应

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行，就在于党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并用以指导实践。自近代中国被资本主义以“文明”的名义裹挟进现代化进程以来，国家独立、人民解放和实现现代化便成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梦想的主体内容。这一内容的历史性展开既是中国现代化走向中国式现代化的进阶历程，又是彰显马克思主义的在场性及其“改变现实世界”的伟大理论品格和实践特质的过程。它表征为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在革命与建设的历时性事件发展和共时性场景叙事中所体现出的“四个面向”:面向近代中国革命之时代主题的“主义”选择逻辑，面向革命与建设主题转承过程中实践创新与理论创新的“良性互动”,面向“人民”这一社会历史主体和创造者的“幸福”关切与践履，面向超越资本文明并开启人类未来美好生活世界无限可能的新文明创造。探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马克思主义“四个面向”的理论品质，可为学界回应“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行”这一重大理论问题提供一个尝试性视角。     

理性的破缺--人类学视野中的文化进化

作为人类生存的基本方式,"科学-技术系统"标志了人类文明的文化性存在,它也因此成为隐急匿于文化批评话语背后的价值标准,并在更深层的意义上造成了理性的破缺.生态社会的本质特征要求文化批评的唯一平台必须是"多样性",而全球化背景下的文化进化亦可在趋同中走向整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