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的“油滑”灵感:现代中国小说的创造性要素

本文通过简要考察张辛欣、韩少功、刘恒在1980年代发表的三篇小说,来分析评判鲁迅在《故事新编》里将神话隐喻引入小说创作的前途与危机.在《故事新编》中,鲁迅的实验远比他的批评者们所认识的更为激进.油滑往往比偏见更加富于游戏性,特别是当油滑源自他对时间倒错这个口碑极差的文学策略的自由使用.鲁迅在小说中对于象征和寓言有非常复杂的应用.神话为关心文化认同问题的作家们提供了进一步的参考,但同时,鲁迅所认识到的神话创作危机依然困扰着当代作家.神话创作实际上会抑制而非激发创造力.     

港台海外现代中国文学与文化研究

正主持人语:本期发表的,是陈建华教授的一篇从关键词入手,重新探讨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课题的文章。陈建华(Jianhua Chen),生于上海。1988年获复旦大学古典文学博士学位,2002年获哈佛大学现代文学博士学位。曾任教于复旦大学、美国欧柏林学院。现为香港科技大学人文学部荣休教授、复旦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兼职教授、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致远讲席教授。研究领域包括中国文学史、"革命"观念史、视觉文化史、近现代报刊与传播文化研究、诗学诠释学等。在学术方面,英文近著包括《陈建华     

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以关键词为视角的历史叙事

对于中国现代文学来说,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是个经典研究课题,本文从关键词角度追踪"革命"词义起源与变化的历史脉络,对这一开展过程作一提纲挈领式的描述。在二十世纪初经由孙中山、梁启超的话语实践,"革命"与英语revolution和日语kakumei的意义相融合,既含"汤武革命"的传统,又含渐进改良之意。从五四"文学革命"和二十年代初"新"、"旧"文学之争,到二十年代末"革命文学"的形成,贯穿着一根建立民族国家与整体改造社会的红线,而通过新的史料——如周瘦鹃、张春帆的小说理论与创作,揭示了市民社会的日常改良实践及其"新旧兼备"的文化政治。另以"革命加恋爱"小说为例,旨在突破关键词的局限而使"革命"更具文学感性的书写,而对于"被压抑的现代性"的文学记忆的挖掘,则有助于对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全面认识。     

"回到鲁迅"的方法论批判

"回到鲁迅那里去"的呼吁开启了新时期鲁迅研究"重写现代性"的进程,是有着启蒙运动的先声意义的."回到起点"的启蒙诉求与"从鲁迅出发"的方法论意识实现了由威权主义到科学方法的自觉转换,尽管在建构替代性体系的实践中出现了新的困惑,它仍成功触及了更深层的知识分子认知与话语立场问题.     

左翼浪漫文人人格精神之反思

在“艰难的选择”中历经的精神矛盾与痛苦是大革命前后知识分子普遍的心理现实和思想特征。以个性主义、自由主义为内核的浪漫精神是左翼浪漫文人走上政治革命的起点 ,也是他们陷入两难境地的基因 ,并由此导致了启蒙与革命的错位、个性与信仰的对立。     

“发大声于海上”——论鲁迅文学发生的蒋百里之环与“中国路径”

鲁迅与蒋百里在东京留学界相遇,浙江同乡会及其会刊《浙江潮》为二人提供了思想交流的公共空间。作为超级读者的鲁迅,不仅认可与接受了《浙江潮》,而且成为其重要的译者与作者。“国魂”与“尚武”之说引起鲁迅的共鸣,并由此开启了改造国民性的文学之路。蒋百里触发了鲁迅的第一篇小说译/作《斯巴达之魂》。没有“飞生”,或许不会有“自树”,没有《国魂篇》,或许也不会有《斯巴达之魂》。在鲁迅文学发生的综合机制里,浙江同乡会及其组织者蒋百里是被长期忽视的重要一环。民族主义促进了鲁迅“国民”意识的觉醒,尚武精神也内化为鲁迅的“战士”气质。关于“鲁迅的青年时代”,明治日本与西方文化的影响当然是重要的,但并非是唯一的,“中国影响”与“中国路径”也同样需要认真对待。     

港台海外现代中国文学与文化研究

正主持人语:本期发表的,是彭小妍教授的一篇从跨文化视角探究1923年中国爆发的科学与人生观论战所连接的欧亚后启蒙思潮的文章。跨文化研究(transcultural studies)是晚近以来国际学界颇受瞩目的一大新兴理论思潮。跨文化研究的兴起,是在全球化时代对传统比较研究与后殖民研究思路模式的一种不满与批判,也是一种超越与发展。如果说,传统比较研究注重异文化的平行与影响关系,后殖民研究强调各文化间的霸权与对抗关系;那么,跨文化研究则更关注各文化间的混血交融与互动创造。跨文化研究否认现代民族文化所谓     

《斯巴达之魂》材源考辨

对于自己的第一篇小说译/作《斯巴达之魂》,鲁迅并不乐意承认,其难言之隐在于,除了是翻译还是创作难以说清之外,确认小说身份的材源也始终无法找到.日本学者樽本照雄、森冈优纪等人对此做了大量详实而富有价值的考证工作.不过,日本学界也存在重视日本而忽视中国、重视历史而忽视文学的不足.如果不能从全球视野看问题,就会忽略东西方文明对话与对抗之中其它国家知识界所扮演的角色与所做出的贡献,也无法从更宏大和更完整的历史视野对斯巴达文化在世界文明史上数千年的知识源流、传播影响做出全面分析与整体判断.其实,记载有斯巴达三百勇士故事的中文读物如徐继畬在传教士帮助下辑著的《瀛环志略》、法伊夫的《希腊志略》中译本等,都要早于明治日本,这些书正是梁启超写作《斯巴达小志》的材源,而《斯巴达小志》又是《斯巴达之魂》的材源.影响鲁迅创作的,既有日本明治思想的熏陶影响,也有周边留学生文化圈的直接感染.     

"剽窃"风波频起,学术道德何为——鲁迅所经历的"流言"事件与当下启示

鲁迅在被卷入的剽窃风波中,表现出了一种严肃而不忘严谨的认真态度.如果说严肃指的是直面问题、绝不宽恕的学术原则,严谨则指的是有理有据、严格论证的学术规范.如无前者,恶风猖獗,学术大坏;如无后者,播风弄雨,流言成灾.如果大家能有几分鲁迅式的道德耻辱感和学术精神,当下学界也不至于出现种种荒诞不经的怪现状了.     

成也气节,败也气节?——周作人救亡时期的气节思想与失节问题辨正

周作人的气节观念与气节问题都需要以求知的态度来检讨与面对.周作人的"失节"不可否认,但并不意味着其气节观念的价值可以被完全否认.在救亡热情高涨的年代,周作人的气节观念显示了自己独特的理论思考与问题指向.如果说,同时代的人是在以鼓吹气节的方式来抵抗日本对中国的侵略,周作人则是以批判气节的方式揭露日本对世界的危害.周作人的失节问题不在于他的气节思想,而在于他未能真正履行自己的气节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