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基本经营制度改革:中心线索、重点变迁与路径取向

我国农村基本经营制度改革既有一贯坚持的基本原则,也有伴随着时代变迁而表现出来的阶段性特征。传统"二元"论或"三元"论既难以完整涵盖其主要内容,也不能准确反映变迁过程中的重点转移。"一个中心、三个基本点"的新视角,则能较好解决上述问题。在不同时期,应始终坚持"农村土地的集体所有"这个中心;在不同历史阶段,改革的重点则依次是"家庭经营的主体地位"、"农户土地的用益物权"和"市场主导的社会服务"。未来改革重点则是在实现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同时,围绕农地用途、经营主体准入、食品安全、生态补偿等完善微观规制和扶持政策。     

我国农垦全要素生产率的测算:1999～2007

文章运用曼奎斯特指数测定了我国各省农垦1999～2007年的生产率.从全国范围看,农垦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呈增长趋势,技术效率提升和技术进步呈现交替增长的趋势.各地垦区呈现不同的增长方式,省会以上大城市全要素生产率主要依靠技术进步推动,而四大地区主要依靠技术效率的改善.     

赋权清晰、执法博弈与农地流转——基于法律经济学的分析范式

过去学术界一直批评我国农地制度效率低的原因是产权界定不清晰,但研究发现,我国农村土地产权主体归属问题在立法方面已经表现出明显的清晰化走势,只是地方政府出于自身利益利用"公共利益"界定的模糊性随意使用农地征用权。通过中央立法机关与地方政府在农地征用监督和执法问题上的博弈模型证明,(不认真监督、不严格执法)乃该博弈的纳什均衡解且满足帕累托最优。农民应该以股份化的形式把原来作为不动产的农地转换为可动产的个人股权,在股份公司和入股农民之间设计出一种分成契约安排以实现农地股份合作经济组织的总产出最大化并保证农民的合法权益受到国家法律的严格保护。     

现代农业发展政策推演：基于农民收入的视角

实现农业现代化是我国农业发展的根本目标,农民作为农业产业发展的行为响应主体,从农收入是最基本的行为激励条件,因此,现代农业发展必须解决农民收入问题。依此假设前提,以农民收入计算公式作为分析的逻辑起点,以影响农民收入的基本变量作为分析的基本线索,推演现代农业发展战略,构建一个逻辑自洽的现代农业发展政策体系,进而提炼出推进我国现代农业发展过程中"结构调整、技术创新、组织制度创新与城乡统筹发展"的内在逻辑和操作线索。     

县域经济发展：中心城市的虹吸或溢出效应——兼论广东县域经济发展滞后的原因

振兴县域经济是实现城乡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抓手。一直以来，关于大城市会如何影响县域经济发展存在诸多争论。本文利用2000—2020年中国县域和主要大城市数据进行定量分析，结果表明：（1）中心城市的经济增长能够显著促进县域经济增长，中心城市对县域经济总体上表现为溢出效应。（2）中心城市对县域经济的溢出效应随空间距离的拉大而减弱，当空间距离超过一定程度时，中心城市对县域经济则表现为虹吸效应。（3）中心城市对县域经济的溢出效应随着两者初始经济差距的拉大而不断减弱。（4）在发展初期，中心城市更可能对周边县域产生虹吸效应，而当发展到一定程度后，中心城市对周边县域转变为溢出效应，对边远县域则产生虹吸效应。上述研究结论对于广东县域经济发展的滞后现象具有良好的解释力。因此，大城市发展和县域经济增长之间并不必然存在冲突关系，关键取决于大城市及城市体系是否合理布局。     

都市扩张与农业萎缩──广州农业发展面临的新挑战

一、现实格局：严峻的二元经济结构广州的“大城市、／J‘郊区”格局应该表明它具有更多的现代经济特征；大城市所具有的辐射力度和扩散功能应该表明它的城乡二元经济结构更能得到迅速的转轨。但分析表明，广州的二元经济结构是双重的，并呈现出凝固化态势。1．双重的二元结构。表现之一是城乡二元结构。其特征在于：（）城市化进程扩张乏力。1952年广州农业人口占全市总人口的比重为SO39％，1992年仍达41·88％，40年的时间城市化水平仅提高851个百分点，而同期全国的农业人口所占比重却下降了9．17个百分点。广州城市化水平低于北京（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