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院的藏书、刻书活动与地方文化事业的发展

书院的藏书、刻书活动是地方文化事业的组成部分,书院藏书、刻书事业的发展,增加了该地区文化的总量,表征着地方文化的发展.书院藏书活动有别于其他类型的藏书活动,不仅服务于书院师生,还面向当地不同阶层的民众.书院刻书在满足自身教学、研究之需外,还刊刻地方文献,致力于地方文化的保存与发展.     

张栻《论语解》的学风旨趣与思想意蕴

张栻对二程推崇备至,书中大量引述和发挥二程之言,宗奉二程的特点十分明显。同时,张栻对《论语》进行了创造性的阐释,表现出专注于阐发义理、追求义理连贯和意义圆通的特色。再者,《论语解》是张栻依托《论语》而大量发挥其理学思想的著作。在解说过程中,张栻将其理学观念熔铸于《论语》文本之中,赋予《论语》以鲜明的理学色彩。     

张履祥由王返朱的心路历程及其对王学的批判

清初理学家张履祥的治学,经历了一个"由王返朱"的心路历程,这正好体现了明清之际学术转变第一阶段的"尊朱辟王"趋向.张履祥对王学有深刻的批判,指出王学有骄吝诳人、阐扬异教、直捷径省等弊病,认为陆王之学在学术史上可谓"霸道之学".作为清初辟王学的第一人,他的思想影响了吕留良、陆陇其等人,从而有力地推动了"尊朱辟王"思潮的发展.     

中国文化软实力研究的回顾与前瞻

当今时代越来越多的国家认识到提升文化软实力对国际竞争的重要意义,纷纷研究文化软实力理论,制定文化软实力发展战略。分析梳理了国内学界关于文化软实力的概念与内涵、文化软实力的重要性与发展现状、如何提升文化软实力等方面的研究,并就文化软实力研究的不足进行探讨,对今后的研究进行了展望。     

中国思想史的研究对象与方法——兼谈思想史与哲学史的关系

<正>中国思想史研究的边界、对象与方法问题，尤其是与哲学史的关系问题，学界讨论已久。1981年，《读书》杂志曾刊发《哲学史和思想史怎样分家? 重读〈中国思想通史〉札记之二》一文，⁽(4))从思想史与哲学史关系的角度加以讨论。1983年，《哲学研究》也以专栏形式刊发文章，就思想史与哲学史关系集中加以讨论。⁽(5))从1990年代后期开始，借由葛兆光先生《中国思想史》出版的契机，学界对思想史研究边界、对象、方法以及思想史与哲学史区别等问题的讨论更为热烈，有不少学术会议都围绕思想史研究的各种议题，相关论文不时见于各大学术刊物，许多刊物都设有专栏讨论。     

汉唐《论语》《孟子》学流变及特点

汉唐《论语》《孟子》学在不同时期呈现出不同的特点。汉代是《论语》、《孟子》学的发轫期,有关的注解之作已经涌现。魏晋南北朝时期《论语》学成果颇为丰富,但《孟子》却较少研究。同时,受时代学风影响,《论语》学的发展呈现出玄化或佛化的特点。唐代《论语》学的成就并不高,但是《孟子》其人其书的地位却不断提高,初步出现了所谓“孟子升格运动”。汉唐时期的《论语》《孟子》学的发展为宋代《四书》学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树木年轮在青海西部地区吐谷浑与吐蕃墓葬研究中的应用

本文以树木年轮的定年结果为依据,将近年来都兰热水、德令哈等地所发现和发掘的一批墓葬分为吐谷浑时期和吐蕃时期.根据墓葬形制的渊源关系并结合文献资料对墓葬的族属进行了分析,认为封土堆中有无梯形石砌边框是区分海西地区吐蕃时期外来吐蕃人与被征服的吐谷浑人墓葬的重要标志.由此推断都兰热水墓主人的主体应属于外来吐蕃人,而德令哈一带吐蕃时期的墓主人主体属于被征服后的吐谷浑人.     

胡宏理学体系的建构与《四书》

胡宏在总结北宋理学的基础之上,通过阐释、发挥、利用《中庸》、《孟子》及《易传》等思想资料,提出了其既具超越性又具内在性的性本体理论,并通过对《四书》中有关思想资料的阐释、发挥、利用,提出了其工夫论。在其理学体系的建构中,《四书》思想资料是重要的学术依托。     

南宋前中期理学家的官学教育实践及其反思——对南宋理学与书院结合原因的一种解释

南宋前中期许多理学家都有官学教育的实践,并非没有机会在官学中推行理学。因此很难仅仅从政治因素的角度将理学与书院的结合解释为理学没有机会利用官学作为传播基地。实际上,正是因为在长期的官学教育实践中,理学家对当时官学教育的弊端有了深切的了解,对理学强调“为己之学”的教育理念与官学教育的不相容性有了明确的认识,他们才力图在官学以外寻求新的传播途径,这为理学与书院的结合提供了契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