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消费补贴与公平竞争政策

借助数字平台的覆盖范围和数据技术优势发放数字消费补贴,已成为各级政府创新财政政策实施方式、提高补贴发放效率的重要创新举措,也是中国数字平台特有的创新活动。然而,2020年以来各省及各主要城市的实践表明,依托数字平台发放数字消费补贴很容易产生“对适用商品、商户进行不合理限制”“对发放、核销数字平台进行不合理限制”两类行政性垄断风险,不利于我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有必要采取针对性治理措施。应以竞争中性原则指导数字消费补贴政策的出台过程,明确相关适用商品、商户与发放、核销平台的遴选标准,优化公平竞争审查的实施。     

国家创新体系视角下的国家创新能力测度述评——理论方法、数据基础及中国实践

文章从国家创新体系角度,对创新能力测度相关的理论基础、方法工具、科技统计调查及中国的研究与实践进行全面梳理和分析。国家创新能力测度的发展与实践表明:国家创新体系理论(NIS理论)以系统论为指导全面考察创新活动的发生机制,为准确测度国家创新能力提供了有力支撑;不同时期形成的创新能力测度方法与当时占主流地位的创新理论密切相关;当前占主导地位的测度方法可分为建模计量法、综合指标法和DEA效率评价法三类,都是以NIS理论为支撑的;规范的科技统计调查是准确测度创新能力的前提,OECD是这方面的典范,其经验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参考依据;中国学者在测度方法的探索上有诸多独到之处,但国内科技统计调查工作仍有待进一步规范。     

新中国历次重大科技规划与国家创新体系构建——创新体系理论视角的演化分析

新中国成立以来历次重大科技规划与国家创新体系构建完善的历程表明,未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将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科技进步和技术创新的支撑。当前,我国应着眼于新的战略目标,通过系统谋划和顶层设计,完善国家创新体系,不断提高国家创新能力,为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提供支撑。     

经济循环中的循环数字化与数字循环化——信息、物质及资金等流转视角的分析

构建新发展格局关键在于打通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各环节的堵点和断点,畅通经济循环。数字经济可以通过循环数字化和数字循环化两种机制为畅通经济循环提供助力。一方面,数字技术对经济社会各领域以及生产、交换(流通)、消费各环节的加速渗透,可强化信息流对物质流和资金流的引导,加速经济循环;另一方面,数字技术产业生态系统涉及面广泛,畅通生态体系各环节本身便形成规模可观的产业循环,并为加快数字化发展提供物质和技术支撑。当前,这两种机制作用的发挥受制于工业互联网及其他新型基础设施发展滞后、ICT产业链供应链断裂风险以及就业结构调整和分配失衡。须从加快新基建、强化ICT核心技术攻关、提升数字技能等着手加以应对。     

中国城市集聚效益实证分析

集聚效益的存在与否及大小是影响公共政策的重要因素。本文首先回顾了美国经济学家测度集聚效益的经典方法 ,指出其中的不足并对其方法作了相应的改进 ,将之用于中国城市数据。计量结果表明 ,工业部门作为一个整体并不存在明显的集聚效益 ,但二三产业加总则存在显著的集聚效益 ,这对中国城市体系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政策含义     

数字经济的国家治理机制——数据驱动的科技创新视角

本文结合创新理论和创新活动组织方式的演进,从理论层面明确国家治理、科技创新治理的内涵边界,将科技创新治理定位为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对科技创新治理机制数字化转型的内在驱动、基本原则、组织架构和数据驱动的国家治理机制特征等进行分析探讨。数字化的经济社会活动,数据资源和数据处理技术、数据驱动的社会治理实践等共同推动科技创新治理机制的数字化转型。实现数据驱动的科技创新治理,须遵照数据驱动、系统重构、政府主导、多方参与、统筹优化等原则,建立多方协调机制,构建数据信息交互平台,并着力完善数据信息交互的程序规则,进而实现"创新生态系统数字化赋能"。国家治理机制正加速全面数字化转型,国家治理体系的整体感知能力大幅提升,数据平台成为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治理方式逐步转向基于数字技术的过程治理。     

“互联网+”行动的创新创业机遇与挑战——技术革命及技术-经济范式视角的分析

文章依托创新经济学相关理论,对创新创业内涵及内在关联进行辨析。系统梳理了工业革命以来已经历的5次技术革命,总结技术革命、关键要素、技术-经济范式转换之间的内在关联。以此为基础,从技术革命和技术-经济范式转换的视角展望新一轮技术革命,分析"互联网+"的本质,将其看作是新一轮技术革命的产物。结合中国创新创业和"互联网+"的相关实践,就"互联网+"行动背景下创新创业面临的机遇和挑战进行分析展望。针对现实中存在的误区和障碍,给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投资、净出口拉动经济增长的深层次原因——从收入分配视角的分析

当前由固定资产投资和净出口拉动的经济增长模式,其根源是现行收入分配机制中存在的扭曲.从宏观层面,居民收入差距的扩大和未来预期的不确定性决定了高储蓄率,而高储蓄率必须由高投资和高净出口来平衡支撑.从微观层面,初次分配中高利润、低工资的局面和企业自身的逐利动机共同推动了投资和出口的高速增长.这种格局必将长期带来产能过剩、产业逆向选择等不良后果,最终影响经济的可持续发展.通过利用相关宏观指标进行数量对比分析,对上述观点提供了数据和实证支持.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改善经济运行结构的相关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