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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左翼知识分子萨特、安东尼奥尼和罗兰·巴尔特分别于1955、1972和1974年访问中国,并各自留下亲历中国的记录文本。由于政治立场和思想观念的差异,以及中国行不同的在场遭遇,他们关于中国的感受见解大相径庭。萨特的“红色中国”观、安东尼奥尼的“两种表情”中国论和罗兰·巴尔特的“负片(Negative Film)中国”观,除了分别显示他们“积极介入”的存在主义文学观、“积极疏离”的间离理论和“判断悬置”的现象学方法外,还展现了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观察中国时视点转化历时化的过程。他们中国行的三种视像不仅有助于我们理解西方左翼知识分子的中国立场嬗变,也为我们认识特定时期的中国社会历史提供了新的视角。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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