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地方NGO生成机制的制度分析

地方NGO作为一种具体制度安排，其生成机制主要是在外在制度环境的作用下，以潜在利益为基本诱因，外在制度需求与内在制度供给相互契合推进，从而激励地方公民合作创设NGO制度安排的复杂过程。这是中国地方NGO生成的简要逻辑。从制度需求与制度供给的视角分析，在中国地方NGO的生成机制中，国家与市场对NGO制度安排的供给、市民集体行动的理性选择、地方制度转型的适应性安排、地方政府之间的制度竞争、地方知识精英的主导性介入与网络等科学技术进步的推动是六个关键性因素。特别是国家与市场的博弈过程与中国地方NGO的发展壮大过程相伴相生。分析中国地方NGO的生成机制，可以窥见中国公民社会的生长与发展轨迹。     

论村治再造与我国和谐村治的构建

村是农村公共治理的基本单元。在构建和谐社会的大背景下,我国的村治发展面临制度性障碍。我国台湾地区将再造理论从企业与政府研究领域引入村治研究领域,为大陆的村治发展提供了诸多启示。村治再造是当今构建和谐村治的合理选择。和谐村治必须通过理念再造、形象再造、村民再造、流程再造、制度再造等路径实现。     

我国台湾地区社改运动与内地社区再造的制度分析

受再造理论的影响,我国台湾地区的社改运动推进了社区制度的诱致性变迁,取得了良好的制度绩效.在这一诱致性变迁中,社区公众是推动社区制度变迁的行动主体,政府是社区制度变迁的利益诱导者.台湾地区社改运动的制度变迁路径为内地的社区建设提供了启示.当前内地的社区建设面临着制度需求与供给的非均衡性以及路径偏差等制度困境,推进社区再造、构建和谐社区是突破社区建设制度困境的根本路径.社区再造必须坚持顾客导向等原则,遵循社区问题诊断与绩效评估等基本程序,促进社区治理的理念创新,推进社区形象再造、社区公民再造、社区流程再造和社区制度再造,以此实现社区的和谐与发展.     

市场体制中社会团体发展的经济分析

民主政治、市场经济和社会团体共同构成现代社会基本的制度框架。除民主政治的刚性约束外,市场经济和社会团体表现为更具张力的制度安排而相互支撑。市场经济的制度需求成为社会团体发展的动力机制,促使公民社会的成长与发展。而在市场经济中,社会团体又发挥着内在的制度功能,共同构建市场运行的制度环境。     

官僚制与中国行政组织制度的演进路径

官僚制组织理论以其自身的特点适应了现代工业社会的需要 ,奠定了现代行政组织的基础。官僚制也成为人类自工业社会以来占统治地位的组织模式 ,为现代社会的组织管理提供了有效的工具 ,在整个 2 0世纪极大地推进了全世界工业文明的繁荣与发展。自 1970年代以来 ,官僚制受到越来越多的挑战 ,西方发达国家在理论与实践中开始着手探索对传统官僚制的革新 ,但并非意味着摒弃官僚制。中国目前正处于社会转型之际 ,考察官僚制理论 ,理性分析中国的政治行政生态 ,将会发现中国官僚制在未成熟之际就将演化发展为一种新的行政组织模式———后官僚制 ,中国未来行政组织制度演进的路径将蕴藏于其中。     

第三只眼看台湾的“社区再造运动”

台湾地区的社区再造运动在台湾蓬勃一时的“社区再造运动”也称为“社区营造”或“社区总体营造”(简称“社造”)。其初始动因可追溯到台湾内政部于1965年响应联合国的创导所推动的“社区发展运动”。“社区发展运动”是20世纪60年代由联合国发起的一场旨在促进各国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的运动。据联合国1960年出版的《社区和有关服务》一书所指出,该运动倡导社区公民的主动参与精神,敦促政府制定各种目标不同的社区改进方案,提供技术和其他各种服务,旨在促进社区参与与社会发展。该运动主要从乡村开始实施,再逐步扩展到城市。台湾社区营造运…     

欧盟立宪进程中的地方自治与中国地方制度的演进

<欧盟宪法>草案初步完成了欧盟超国家的权力构架的法定化,并对处理欧盟、成员国、地区和地方四级宪政构架的关系作出了原则性规定.欧盟立宪必然影响到欧盟内部地方自治制度的安排.目前的中国正在实现宪政转轨,在这一过程中,地方自治应当是政治体制变革的重要内容.本文旨在透过对于欧盟宪政中的地方自治及其制度性框架的描述和分析,探讨中国实行地方自治的原则和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