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因素影响正规农户小额信贷 ——基于“北大花旗”数据库的农民家庭借贷行为调查

阐述了农户小额信贷“正规化”趋势的渊源以及实现这一转变的基本方法。从小额联保和动态激励两个方面对正规农户小额信贷技术进行了分析,在此基础上通过对“北大花旗”数据库中1 581户样本农民的借贷行为进行分析后发现,抵押品、贷款证、非农收入、农业保险等因素不同程度上影响着我国正规农户小额信贷的业务发展,各级政府应完善农村地区经济模式、产业模式以及征信体系等方面的机制,发挥正规农户小额信贷的联接作用,破解农村金融难题。     

20世纪90年代亚洲金融危机与本次金融危机的比较分析

20世纪90年代的亚洲金融危机和本次金融危机是近年来两次主要的世界性金融危机.从金融机构的安全性、流动性和盈利性经营原则来分析两次危机的风险形成机制,可以得出对我国金融改革有益的启示:即必须全面看待创新的效益和影响,加强金融监管,防范金融机构过度追求盈利性带来的系统风险.     

金融衍生产品发展与演变的再回顾及启示——基于美国次债危机的研究视角

金融衍生产品从发展到繁荣的过程潜藏着金融危机从区域性演变到全球性这一现象,即金融衍生产品在金融危机与经济发展过程中扮演着双重角色.我国这一新兴市场国家而言,应结合我国的金融市场现状,为形成一个健康有序的金融衍生产品市场、和谐稳定的金融体系做好准备,使金融衍生产品这柄双刃剑发挥积极的作用.     

国际金融衍生产品交易风险的契约诠释

国际金融衍生产品交易存在着高风险,这种高风险与其产品自身的高杠杆性、高关联性、虚拟性密切相关,因此,国际金融衍生产品交易的高风险是与生俱来的.20世纪30年代兴起的契约理论把每次交易视为一种契约,将交易作为最基本的分析单位对现实问题进行契约分析.本文试图从契约理论这一全新角度出发,运用不完全契约理论解释国际金融衍生产品交易存在高风险的原因.国际金融衍生产品交易的高风险源自于国际金融衍生产品市场上有限理性和机会主义行为的广泛存在,而引起国际金融衍生产品交易高风险的根本原因则是国际金融衍生产品的非完全契约性质.     

中国金融抑制与经济发展的实证分析

金融抑制是发展中国家存在的一个普遍性问题,对于金融抑制是否会促进经济增长也成为理论界一直在探讨的一个热门话题。经实证分析,金融抑制在特定的历史阶段虽然会促进经济发展,但它是以低效率为代价的。改革开放的历史表明,只有放松金融管制才会促进经济的持续、快速和健康发展。     

国际金融衍生品交易机构投资者的内部治理

机构投资者是国际金融衍生品的主要投资和投机主体,国际金融衍生品合约的不完全性导致需要对国际金融衍生品交易进行治理,由于机构投资者参与国际金融衍生品交易的潜在的高风险特性和机构投资者与整个金融乃至经济体系的高关联性,使得机构投资者的内部治理是国际金融衍生品交易的一种重要的治理机制.机构投资者的内部治理是一个合理的激励机制的设计问题和内控制度制定和执行的问题,通过合理的产权安排以促进机构投资者以资源、知识和能力为基础的机构投资者能力和核心竞争力的培养和发展.     

政府与企业成长--经济转轨时期的比较分析

企业外生成长论认为在企业同质性假设下,政府对于企业成长的作用非常关键.随着企业外部市场的完善,市场环境的趋同,企业外生成长论逐渐不能解释企业的成长.这就需要进入企业内部,将研究定位在企业异质性假设的基础上,即用企业内生成长理论来解释企业的成长,在企业外生成长论向内生成长转变的同时,政府在企业成长中的角色也应发生相应的转变.     

国际金融衍生品交易从监管到治理的演进研究

国际金融衍生品交易规模日益扩大及其对全球经济的影响引起学者们的普遍关注.本文区分治理机制的不同发展阶段,构建了监管向治理演进的模型.总结当前国际金融衍生品交易监管的理论和现状,提出治理机制多元性和互补性特点以及国际金融衍生品复杂性和多样性推动着监管机制必定向着更有效的治理机制演进,达到低成本的有效治理.有效治理的途径是各国国内监管制度的日趋完善、各国广泛的合作以及国际组织的治理.     

论金融衍生产品市场的监管

随着金融衍生产品对国际金融市场的影响加深 ,就如何加强对金融衍生产品的监管 ,维护一个稳定的金融体系已被各国政府提到重要的议事日程。通过对金融衍生产品的特点、功能的论述 ,强调对金融衍生产品市场监管的必要性及其依据的基础上 ,提出了对其实行监管的方法。     

地区差异、子女性别偏好与农村家庭金融行为——来自CGSS2013数据的证据

农村家庭中子女性别偏好与地区差异成为家庭财务决策中的重要影响因素,社会习俗对家庭财务决策的影响超越了预算限制或消费冲击的影响,通过Probit模型对CGSS2013的8 596户农户数据进行了分析,采用IV-probit回避内生性问题,并通过模型比较和控制变量得出稳健性回归。结果表明,农村家庭金融行为表现出“重男轻女”特质,拥有男孩的家庭对未来金融投资活动表现活跃,这种关系导致农村家庭在不同地域的金融活动存在差异,拥有男孩的家庭中金融活动是否发生不存在地区差异,但存在活跃程度高低的差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