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政府支出行为的周期性特征及其制度根源

本文首先剖析了中国独特的财政分权体制和官员治理制度安排所蕴涵的地方与全国利益冲突和协调机制,提出了地方政府支出行为的周期性悖论假说,并着重分析了其制度根源。然后,本文依据省份数据,利用多动态因素模型和空间计量模型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表明,地方政府支出行为呈现出较明显的全国反周期和省份顺周期特征,有助于全国经济稳定但加剧了省份经济波动,这在欠发达省份表现得尤为突出。财权与事权错位导致财政收支分权对地方政府支出行为的周期性特征具有较明显的非对称影响:支出分权会削弱地方政府支出行为的全国反周期特征,强化其省份顺周期特征,收入分权的扭曲性影响较弱。官员治理制度同样具有重要影响:干部队伍年轻化和知识化有助于弱化地方政府支出行为的省份顺周期特征,较长的任期和中央任职经历则具有相反影响,但这些因素对地方政府支出行为的全国反周期特征的影响较为模糊。     

地方政府行为、投资冲动与宏观经济稳定

本文在澄清了地方政府行为对宏观经济稳定冲击的一般作用机制的基础上,建立一个3阶段序贯博弈模型,分析了地方政府行为对宏观经济稳定的冲击。分析表明,地方政府在财政利益和政治晋升的双重激励下,总是有利用违规优惠政策进行引资的强烈动机,从而引发企业投资冲动,导致投资过热,进而对宏观经济稳定产生巨大冲击。中央政府可以通过加大行政查处力度来有效遏制投资过热,但面临着力度不够则调控效果不佳,力度太大则经济“硬着陆”的两难困境。     

中国经济波动的解释:投资冲击与全要素生产率冲击

本文利用产出缺口、投资缺口和全要素生产率缺口度量了宏观经济、投资与全要素生产率的波动,并简要分析了1978～2002年间我国宏观经济、投资与全要素生产率的波动特点,然后利用脉冲响应函数、线性回归和格兰杰因果检验分析了经济波动对于投资波动和全要素生产率波动冲击的动态反应,投资波动和全要素生产率波动冲击对经济波动的影响力度和三者之间的因果关系。分析表明,(1)1978～2002年间我国的产出缺口、投资缺口和全要素生产率缺口都出现了波动水平正负交替的古典周期情形,其中投资缺口波动更为剧烈且变化步调相对超前;(2)投资波动冲击和全要素生产率波动冲击对于解释我国宏观经济波动成因都非常重要,其中全要素生产率波动对宏观经济波动的影响力度更大但时滞较长。     

地方政府支出规模、支出结构与区域经济收敛

运用静态面板数据模型、动态空间面板数据模型和广义矩估计的方法,就1985—2009年间我国省级地方政府支出规模与结构对区域经济增长与收敛影响的分析表明:在控制了地区经济增长的路径依赖以及空间相关性后,地方政府支出规模对区域经济增长不具有显著影响,但显著促进了区域经济收敛,农业支出比重提高对区域经济增长与收敛均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文教科卫支出比重提高同样有助于区域经济增长与收敛但影响并不显著,社会保障支出和行政管理支出比重提高则不利于区域经济增长与收敛但影响同样并不显著,地方政府支出规模与结构对区域经济增长与收敛的影响具有明显的跨时和跨地区差异。     

稳健财政政策的非凯恩斯效应及其可持续性

本文首先考察了我国近几年从积极财政政策转向稳健财政政策的财政收支调整或财政稳固方式,进而利用面板数据模型探究了积极财政政策转向稳健财政政策对宏观经济的影响,最后利用增长核算法探讨了我国应采取何种方式的稳健财政政策以确保其具有可持续性。分析表明,由于我国财政收入政策存在显著的“非凯恩斯效应”,因此现阶段实施的以增收为主要方式的稳健财政政策没有对宏观经济产生明显的负面影响;我国财政政策成功转型以及稳健财政政策具有可持续性的关键在于科学合理地选择财政稳固方式,即应以增加财政收入为主,且尽量保持财政收支同步增长。     

我国公共基础设施行业经济表现评估——基于国有电力、热力行业的案例分析

借助物质、财务和生产率三类经济指标,以国有电力、热力生产供应业为例,对我国公共基础 设施行业近十年的经济表现的分析表明:(1)以国有电力、热力生产供应业为代表的我国公共基础设施行业的 生产能力在近十年尤其是1998年以来得到显著提高,但赢利能力和管理水平存在着明显不足,在一定程度上 出现恶化现象。这表明,1998年以来实施的积极财政政策在促进公共基础设施行业的生产能力方面起到了 重要作用,但没有明显提高其营利能力和成本费用控制能力。(2)以国有电力、热力生产供应业为代表的我国 公共基础设施行业的劳动生产率得到了显著改善,技术进步率和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也在2001年之后有所上 升,但效率趋于下降。     

积极财政政策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效应

利用时变参数模型和面板数据模型,可以对积极财政政策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效应进行分析。分析表明,1998年以来我国实施的积极财政政策对全国经济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省份经济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和技术进步具有较强的促进作用,但对省份经济效率提高却具有明显的抑制作用。总体上说,积极财政政策对我国经济增长质量的提高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但在具体实施的过程中,还存在着诸如支出结构不尽合理、过分强调数量而忽视使用效率等不足之处。     

中国省份经济周期的动态因素分析

本文利用吉布斯抽样估算出我国省份经济周期多动态因素模型,考察全国不同地区、不同省份宏观经济波动的动态特征及全国、地区和省份动态因素对我国省份经济动态的影响。分析表明,我国省份经济波动很大程度取决于全国动态因素;与产出和消费动态不同,我国省份经济的投资动态更具特异性和独立性:发达省份更多地体现出省份特性,而欠发达省份则更具特异性和地区性。同时,我国省份经济的这些动态特性与其经济特征存在着密切关系。     

经济开放、外部冲击与宏观经济稳定——基于美国经济冲击的影响分析

在开放经济条件下,来自外部的冲击会通过国际贸易和金融市场传导机制对一国的宏观经济稳定产生影响。分析表明,美国经济冲击对我国实体经济波动的影响比较显著,且主要是通过金融市场传导机制发挥作用;贸易依存度的提高总体上有助于经济稳定,而实际关税率的下降则不利于经济稳定;金融自由化进程总体上不利于经济稳定,而产业结构升级、以银行业为主导的金融体系结构、亚洲金融危机期间盯住美元的汇率政策调整、人民币有效汇率的贬值以及相对稳健的财政和金融状况,都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消减外部冲击的不利影响。     

公平与效率权衡:垄断、居民收入分配与最优财政货币政策

垄断不仅会造成效率损失也会恶化收入分配,亦会对劳动所得税和货币政策的最优设计产生重要影响。本文首先构建一个代表性居民模型,从效率视角剖析垄断对最优的劳动所得税和货币政策的影响机理;进而将其拓展为异质性居民模型,利用数值模拟考察垄断引致的公平与效率的权衡及其对最优的劳动所得税和货币政策以及宏观经济(产出、居民收入差距和社会总福利)的影响。研究表明,就效率视角而言,Ramsey政府的最优政策选择是利用累退的劳动所得税矫正垄断造成的劳动供给扭曲,而使名义利率为零(即遵循Fried?man规则)。考虑居民异质性和收入分配后,在完全竞争市场条件下,Friedman规则仍然成立且最优劳动所得税为累进的,故可促进效率提升和基尼系数下降;而在垄断市场条件下,最优劳动所得税的累进性较弱且随垄断加剧而减弱但倾向于存在一个下限,致使居民收入差距先是不断增大而后较稳定,但这是以名义利率增加进而较大的效率损失为代价的。因此,实现公平与效率并重需要消除垄断、营造更具竞争性的市场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