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主义社会及其敌人

在本文中，想要讨论三个问题：（1）什么是世界主义社会学？（2）什么是世界主义社会？（3）谁是世界主义社会的敌人？     

从精英循环到精英复制--中国私营企业主阶层形成的主体机制的演变

经济体制转轨和现代化进程的推进促使中国社会阶层结构发生了结构性的改变。正确认识当前社会阶层结构的变化,正确认识各个阶层的地位、特点以及他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和发展趋向,正确认识各个阶层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过程中的作用,不仅有利于我们加深对当代基本国情的认识,更有利于我们制定正确的发展战略和经济社会政策,以协调国家和社会各阶层的关系,进一步调动各社会阶层的积极性,促进整个社会的发展和安定。有鉴于此,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于1999年初组建了“当代中国社会结构变迁研究”课题组。根据课题组六年来的调查研究,我们对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结构的变迁形成如下六点认识:第一,现阶段中国社会已分化为由十个社会阶层组成的社会阶层结构:(1)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2)经理人员阶层;(3)私营企业主阶层;(4)专业技术人员阶层;(5)办事人员阶层;(6)个体工商户阶层;(7)商业服务人员阶层;(8)产业工人阶层;(9)农业劳动者阶层;(10)城乡无业、失业、半失业人员阶层。上述划分是以职业分类为基础,以组织资源、经济资源和文化资源的占有状况为根据的。在这个问题上,由于研究者所持的划分标准不同,所以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第二,中国已经形成了现代社会的阶层结构,但还只是一个雏形,还处于发展变化之中     

民生建设与中国未来

文章对《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的建议》在保障和改善中国民生方面的一系列重要命题和论述进行了系统解读,从基本民生、社会事业、社会保障、社会结构调整、组织结构演变以及民生建设公共投入等方面对30多年来中国民生建设的进展和成就进行了概括,分析了其中存在的严峻问题和重大挑战,最后在国际民生发展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进一步改善和发展民生的若干初步设想。     

从社会主要矛盾分析入手,抓住建设和谐社会的重大理路

要回答在建设和谐社会方面社会学能够做什么的问题,首先要回答目前影响社会和谐的主要因素是什么。这里,关键的问题是,中国社会在现阶段的主要矛盾究竟是什么,或者如何结合目前现实在理论上重新理解中共中央“八大”提出的社会主要矛盾表述。从实践方面讲,还有两个根本性问题值得注意,一是社会利益格局问题,二是国家、市场与社会的关系问题。在中国社会,这三个问题可以说是密切关联的,而且是目前社会种种不和谐问题的主要根源。社会不可能没有矛盾,但是现在很多社会矛盾在演变为社会冲突,而且有些还变得不可调节。那么究竟什么是现阶段最主…     

结构、制度、行动的三维整合与当前中国社会和谐问题刍议

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出现了一些新的复杂的阶段性特征和社会问题,对中国经济社会的和谐稳定与未来发展具有关键性的影响。关于如何建构和谐社会,最重要的是恰当地理解社会和谐的基础条件,准确地判断一个阶段的社会和谐所面临的问题和挑战。本文认为,社会和谐的本质是社会整合以及在整合基础上形成的社会秩序,社会结构、社会制度和社会行动(者)三个维度的整合则是社会整合与秩序的前提。目前,中国社会和谐的结构、制度和行动整合在取得一定进展的同时还存在重大缺陷,面临重大挑战,社会和谐的实现还是一个很长的建设过程。     

世界都市导言

随着市场化的日益扩张和民族主义的应时而起，在全球化的最近这个阶段，人们对世界主义的兴趣又复苏了。对于一些人来说，这一术语提供了全球民主化的远景以及如下的希望：各个世界主义集团将站在确立种种不那么直接地嵌人在民族一国家型社会之中的价值、制度和生活方式的前列。对另一些人来说，世界主义者是一种要被人诟骂的形象，     

突破、转换与扩张:中国社会分化与流动机制的形成和公正性

本文认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的社会分化和流动机制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传统的某些制度化区隔机制还在起作用,新的市场化机制开始生成并发挥影响,再分配权力通过市场化也获得了扩张的机会。在这种情况下,现阶段的中国社会分化和流动机制就具有混合的性质,并表现为突破、转换和扩张这三种机制的同时共存。在这种混合的机制体系中,既具有公正的因素,也有许多不公正的、不为社会广泛接受的层面。     

社会建设重点领域相关问题探析

随着中国社会的发展,出现了越来越多的社会问题,如何加强社会建设已日趋提上议程。文章首先从社会建设本身的客观依据、根本目标和行动路径3个层面对“社会建设”的概念进行了界定,并由此衍生出社会建设的三大领域——基本民生建设、社会秩序建设和现代社会管理模式建设,最后从三大领域分别阐述了国家、市场和社会三大行动主体应如何投入于社会建设中。     

中国社会学前沿报告

一、社会学理论和方法论研究前沿社会学理论和方法研究是社会学学科发展的基础。中国社会学理论和方法体系的建构,目前还处于翻译引进与研究并重的阶段。近几年来,欧美社会学领域的大量经典著作以     

国家景观的制作 ———以明清时期荆襄山林为中心

明代前期,被封禁的荆襄区域逐渐由逃离至此的流民 / 山民发展出栖居性景观。 栖居性景观 的逻辑是逃避国家,它通过亲和山林地理生态的居住方式、刀耕火种以及山地作物得以再生产。 栖居性 景观内在地抵制着帝国的统合并吞噬着帝国的财政人口。 到了明代中期,荆襄山禁遭遇流民的大规模 爆发与流民的反叛。 为了完成“化盗为民冶的治理目标,帝国在荆襄的代理人积极地制作国家景观,以此 替代流民 / 山民所处的栖居性景观。 帝国采用了“由郧阳居中以制四方冶的景观型构。 政治景观与日常 生活 / 生计界面的景观被相继营造出来。 国家景观以结构持久性的在场形式再生产主体,最终完成了对 荆襄的整合。 可见,景观,作为介质,既是“身外之物冶,又使“身临其境冶;它“以静治动冶,将宏大的帝国 与日常实践的交互作用贯穿起来。 也因此,国家景观的制作,为重新审视帝制中国的社会控制提供了一 项景观政治学的案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