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辞五体源流论

《汉书·艺文志》著录屈原赋二十五篇,王逸《楚辞章句》确认了屈原作品的具体篇目,由此奠定了中国楚辞学的基本格局.根据战国时期的著述署名习俗,结合近几十年出土文献来看,战国楚辞的发生发展是多元的,汉人确认的屈原二十五篇作品应该是战国南楚辞赋的合集,它像战国子书一样,署名权属于南楚诗坛盟主屈原.如果还原历史的本来面目,现存战国楚辞作品可以分为骚体、天问体、招魂体、散文赋、楚歌五种体式,每一种体式都各有自己的源流.恢复战国楚辞多元发展的原貌,将某些作品与屈原进行剥离,有助于建立楚辞研究的新格局.     

秦汉之际的受命改制说与儒学独尊

本文认为，儒学吸收了阴阳方士的受命改制说，适应了汉武改制的政治需求，这是促使汉武帝尊儒的直接契机。如果儒家没有提出改制理论，那么孔子以及儒学不一定会被汉家看重，而没有汉武尊儒，中国文化就可能会是另一个样子。     

《史记》与春秋公羊学

《史记》的学术渊源来自六经异传和诸子百家之学 ,其中以春秋公羊学对《史记》的影响最为深刻。“孔子作《春秋》说”是一部《史记》的理论基石 ,“纪异而说不书说”影响到司马迁的天人观 ,《史记》的政治观也主要来自于春秋公羊学的政治学说。     

论楚辞的文体感

作为一种具有强烈地方色彩的诗体，楚辞有着明显的文体感。楚辞的文体感，初备于《九歌》，确立于《离骚》，而为《九章》、《九辩》、《远游》所巩固。缠绵绯恻哀怨感伤的情感基调，回旋往复、一唱三叹的行文方式，芳草美人、求神问卜的巫文化事象，主人公超凡脱俗、光明峻洁的人格，是楚辞文体感的基本特色。     

司马迁写特殊历史人物的独特理论视角

司马迁的卓越史识往往体现在他对特殊历史人物的评价之上 ,他善于从一个独特的理论角度切入 ,发掘特殊历史人物的价值。从权变角度论载纵横家、从六艺角度论载滑稽、从兵学角度论载货殖 ,是司马迁选择独特理论视角写特殊历史人物的范例 ,从中可以见出司马迁深厚的理论素养与杰出的史学智慧。     

从战国初期儒家人性论思潮看《孔子诗论》价值

《孔子诗论》面世已逾四年,海内外学者就竹书作者、写作时代、简序排列、简文释读诸方面展开了热烈的讨论。随着这些基础性研究告一段落,竹书研究重点便不可避免地转向理论阐释。《孔子诗论》包含了丰富的理论内涵,其中关于“民性固然”、“以色喻于礼”等命题和提法,涉及到诗歌创作中的情感与礼义关系,接触到儒家文学理论的核心,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为此,本刊编辑部邀请了几位学者,就“《孔子诗论》的理论价值”展开一次笔谈,以期推动《孔子诗论》的进一步的研究。     

战国时期的价值观和士林文化心态

历史在进入战国时代后,社会的动乱纷争进入了一个新阶段。但是,中华民族并未失去它的灵魂,自传说中黄帝以来民族一统的政治理想已深深植根于民族心理之中。结束多元分裂政治,重新实现民族一统局面,是战国时期动乱的社会表象之下的一股强大的向心力,正     

《史记》与《淮南子》

《淮南子》是汉代黄老道家著作，它对《史记》的影响主 要在思想方面。《淮南子》在构建天人古今知识体系、对待先秦诸子的思想方法、倡导法与 时变、礼与俗化、主张审微、重时等一系列问题上，给《史记》以深刻启示。《淮南子·天 文训》与《史记·天官书》之间也存在着学术联系。     

传播与战国文学语言的进展

先秦时期,有两个阶段文学语言进步最大:一是在西周,另一是在战国。西周文学语言的进步取决于作品的不同用途,战国文学语言的进展则得力于传播。战国很多文学作品都是从口头传播进入书面传播,由此保留了口语化特色,大大地缩短了书面语与民众口语的距离。孔子师徒开创了先生讲、弟子记的散文创作方式,弟子们出于对孔子的由衷崇拜,原汁原味地记录了孔子说话的声情口吻,这使《论语》成为口语化特色最为鲜明的战国散文作品。此后《墨子》、《孟子》等散文著作沿袭了孔子师徒的创作方式,进一步巩固了《论语》的口语化成果。战国文学语言取得巨大进展的另一原因,是诸子百家为了更好地传播自己的思想学说,力求在游说和写作中运用最为生动浅显的语言来表述观点,这使文学语言进一步接近民众口语。通过孔子师徒和战国诸子百家的努力,战国文学语言形成了生动形象、平易畅达的特色,此后整个中国封建时代文学创作所使用的语言基本上就是战国文学语言。     

论司马谈由道而儒的转变

论司马谈由道而儒的转变陈桐生汕头大学中文系司马谈为西汉前期道家代表人物之一，这是两千年来学者们的一致看法。认真研读《史记·太史公自序》（以下简称《自序》），并考察司马谈在元光以后的行事，我认为司马谈在后期完成了由道而儒的思想转变．讲清这一转变，对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