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物质文化遗产视野中的濒危语言

濒危语言不仅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载体,也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一个特类。当前濒危语言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本体身份得不到确认,不利于濒危语言的深度记录、整理、保存以及实际传承和具体保护。加强濒危语言遗产的传承和保护。可与依赖其作为重要载体的民间文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与保护结合起来,进行整体、活态的群体传承与保护。     

彝族民间林木崇拜及其生态意义——以峨山彝族自治县为例

彝族民间林木崇拜习俗,出于林木在彝人生产生活中的实用功能,源于彝族古老的以祖灵崇拜为核心的原始宗教信仰.彝族林木崇拜的内涵丰富,涉及的林木、林地种类繁多,它们自古受严格而神圣的民间规约保护,具有很强的生态保护意义.在当代社会变迁的语境下,有效传承少数民族林木崇拜的文化传统,将其与相关法律法规相对接,可推进边疆少数民族生态和谐社会的建设.     

彝族民间咪嘎哈祭俗的生态意义

作为滇中南彝族民间一个大型传统节祭,咪嘎哈祭俗具有多重生态意义。年度性咪嘎哈习俗,通过一系列严格而神圣的祭祀仪式,不断强化当地人与自然和谐共存的生态理念,唤醒着民族历史记忆,传递着民族文化心理。咪嘎哈节祭酬神、娱人的民间艺术展演,促进了民族文化的可持续传承与传播,增强了民族文化自信心。丰盛的飨食互动,推动村寨内部及其与外部社会多向交流,整合村落间各文化主体,构建良善的民间社会生态关系,维系和谐至亲的地域社会。     

文化空间视野下西南少数民族歌场研究

西南少数民族歌场,是西南各族人民自古创造和传承的以固定时空展演歌舞与社会互动的综合性文化-社会景观。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文化空间,是源自人类学的一个专业性概念,更是渊源于20世纪70年代社会科学研究空间转向的实践论产物。作为一个典型的文化空间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目前西南少数民族歌场的研究,过多聚焦于以歌舞展演为核心的文化表征,总体上缺乏文化整体观关照,鲜有与歌场关联的多重社会关系空间能动性的考察与深描。文化空间视野下对西南少数民族歌场空间生产及其文化表征进行过程研究,在掌握一定的少数民族语文能力基础上,跟随歌场文化情境的流动展开多点民族志研究,应该可以进入并揭示歌场背后少数民族的生活世界与性灵世界。     

从民与俗谈对民俗主体的关注

如何界定民与俗是中外民俗学史上一直争论的话题.传统的民与俗及其关系的界定导致了民俗研究中对民俗主体--民的长期忽视.事实上,民与俗辩证地构成了民俗这个文化综合体的两个方面.作为民俗文化事象的主要创造者和承载者,民俗主体应受到特别的关注,不论是学术上还是人文上,这不仅是民俗学者应持有的立场和观点,也是应具备的学术品格和人文素养.更是当下转型时期民俗学学科最好的意义和价值体现.     

彝族传统崇水民俗及其生态内涵

彝族拥有历史悠久的火文化,同时拥有独特而鲜明的水文化。彝族传统崇水民俗是彝族水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传统水观念、水祭祀与水禁忌等组成。作为一种实践性较强的地方性观念与知识,彝族传统崇水民俗极富生态内涵,千百年来以神灵的名义,神圣地发挥着维系人-水和谐的自然生态共同体、构建人-人和谐的社会生态共同体的功能,与水规一道实现彝族社会的地方治理与自我发展。当今水环境恶化等水生态问题频出,类似彝族传统崇水民俗等隐秘性生态知识,应被历史辩证地客观看待,使其充分发挥水生态治理的文化软功能。     

民俗志范式的反思

民俗志是民俗学研究基础性工作成果的呈现。传统的民俗志写作范式往往使民俗志成为一种记录的资料集合，它缺乏对民俗的进一步阐释和解析，并对民俗主体关注不够。随着人类学等学科对其民族志范式的反思，以及民俗学学科自身的发展，学者们对民俗志范式进行了积极的反思和探索。传统民俗志撰写中分类的方法并没有过时，关键是如何进行符合逻辑的分类。主体生活串联式民俗志也许是一个积极的尝试。     

民俗志及其书写

民俗志基于民俗田野调查,是民俗研究的一把利器,属于民俗研究的重要环节和结果呈现.民俗志书写不应只是一种资料汇集式的民俗记录,它应具有一定的理论追求,允许民俗学者的个性化诗性与美学书写.民俗志书写,更应贴近民俗主体的现实民俗生活,关注其民生与人性问题.     

试论西南少数民族传统歌场

西南独特的立体自然物候与多元的民族文化语境,造就了绚丽多彩的少数民族歌场。西南少数民族传统歌场与各少数民族传统信仰、节日庆典、婚恋习俗、文化传承、文艺娱乐、集贸交往密切相关,是其传统文化不可或缺的有机组成部分。少数民族传统歌场运作规律是其文化承传的重要机制,对其文化认同及其社区和谐具有不可忽视的功能。研究西南少数民族传统歌场文化,创造性发挥其社会文化功能,可以满足社会转型期少数民族自身文化传承的诉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