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我国股东委托书征集制度的构建

股东委托书征集制度是股份公司股权分散化、流动化的必然产物,它涉及委托代理行为和征集行为。我国现行有关委托书征集的立法主要是委托授权的内容,而征集行为欠明确和详细的规定。在考察我国资本市场现状和今后发展趋势的基础上,借鉴国外相关的立法,完善我国有关委托书征集的规则。     

论职务科技成果转化利益分配的约定优先原则

利益驱动是职务科技成果有效转化的关键因素之一,合理的利益分配需尊重当事人的意思自治,遵循约定优先原则。约定优先原则有利于厘清复杂的利益关系、符合私法意思自治的法理、能克服法律规定之不足。约定有效是约定优先原则适用的前提,对其效力判断主要依据合同法和劳动法的相关规定。职务科技成果转化利益分配的约定不受制于法定最低标准（除非为强制性标准);利益分配约定的合理性审查,应以形式审查为主。同时,基于雇佣双方地位不平等,应对约定优先原则加以限制,以平衡各方主体的利益诉求,促进职务科技成果转化。     

理念、制度、技术:三维视角下我国社区矫正的完善

社区矫正代表行刑发展的潮流与趋势.应从理念、制度、技术三个维度完善我国的社区矫正.理念层面,应确立行刑人道、行刑社会化、恢复性司法、行刑民主等理念,以消除社区矫正的观念障碍;制度层面,应完善刑罚体系,完善假释制度,扩大社区矫正适用范围,建构科学的执行制度,以克服社区矫正发展的瓶颈;技术层面,应实施社区矫正矫前调查工作,建立社区矫正评估体系和风险控制机制,以增强社区矫正的有效性.     

论责任规则视角下的农民留种收费制度

农民留种收费制度中引入责任规则旨在将植物新品种知识产权的专有性与开放共享适当结合,在保障育种者合法权益,减低维权成本的同时,消解农民留种侵权风险,促进育种创新与良种推广。鉴于留种农民的分散性,可建立种子知识产权集体管理组织代行收费权利。缴费义务主体为留种种植农民,不考虑其身份、留种目的及留种数量,以避免农民留种合理性判断的难题。收费标准以农民种植面积与数量为依据,且应合理低于通常许可使用费。在具体操作上,可采取农民留种申报的形式;应建立知识产权管理信息系统和农民留种信息平台,以保证使用费分配的科学性;农民因留种缴费所增负担,国家应予补贴。     

知识产权视角下农民品种保护的规范构造

农民品种是由一定区域的农民以集体创新的方式，经过长期培育并被证明有特殊品性的品种，具有群体性、地域性和传承性。农民品种的价值是其所包含的遗传信息，适合用将信息作为保护客体的知识产权制度加以保护，但与保护私人创新成果的知识产权制度应有所差异。其取得应符合较低要求的可识别性，且需经过注册登记程序。农民品种的保护模式主要包括特别权形式的积极性保护与防御性保护。在特别权保护下，农民品种权权利主体分两个层次，即静态的权利归属于国家，动态的权利由特定社区农民集体行使。具有集体属性的农民品种权不得转让，但权利人享有基于许可的知情同意权和惠益分享权；同时应设置合理使用、强制许可及保护期限等限制制度，以实现权益平衡，促进植物育种领域的创新。     

日本地理标志法及其对我国的启示

日本《地理标志法》自2015年正式施行,标志着日本地理标志保护进入专门法与商标法混合保护的时代。该法结构合理,确立了生产者利益、产业发展、消费者利益三重保护目的,明确了保护对象的范围。该法主要就地理标志的注册、管理以及不法利用地理标志的法律责任进行了规范,并在兼顾公益和私益、信息充分公开与交流、平衡与商标法的关系等方面有创新。我国《民法典》已将地理标志单列为知识产权的客体之一,实施该法典,应借鉴日本的经验,整合我国现有地理标志保护制度,制定我国的《地理标志法》。     

种子开源的缘起、现实价值与实践模式

种子开源是开源运动在育种领域的延伸，旨在实现植物生产、育种、繁殖和分配过程中种质和技术的自由使用，以克服知识产权排他性保护对育种创新的负面影响。种子开源秉承自由、开放与共享的理念，其并非否定知识产权，也不意味着免费或没有限制和责任。防止种质资源私有化、育种创新的累积性以及种子和软件的共通性是开源运动延伸至育种领域的主要原因。种子开源具有整合育种资源、促进育种创新、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现实价值。从域外实践看，种子开源大体可分为道德承诺、开源许可证和农民合作三种模式。在强调育种原始创新，突破种源“卡脖子”技术的当下，可尝试在受财政资金资助的高校及科研机构中推行许可证开源模式，同时鼓励其他育种者和农民加入，以促进育种创新，实现种业可持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