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策边缘人：理解基层政策执行难的一个视角——以精准扶贫中的“争贫”为例

当公共政策只针对部分社会群体的时候，靠近政策分界线但又没有享受到政策利益的群体就会成为政策边缘人，政策边缘人属于利益外群体，但其结构性位置却又让其最接近分享政策利益，属于潜在受益者。在社会分化和竞争的背景下，政策边缘人与其他条件差不多的群体对比会产生相对剥夺感。政策边缘人会认为享有政策利益本应是他们的权利，于是他们基于维权的想法会通过各种方式谋取政策利益，在此过程中就会影响到基层公共政策的执行。因此，建议通过提高基层治理的法治化、科学化、精细化水平和组织化程度等方式减少政策边缘人对政策执行和基层治理带来的消极影响。     

新家庭农业的形成机制与现实影响

以安徽明村的实地调研为基础,发现虽然农村年轻人常年在外务工,农村的农业生产活动主要由留守在家的老人或妇女承担,但实际上,出于家庭和农业生产的双重需要,年轻农民工到了夏秋农忙季节大多会返乡接替家里的老人或妇女从事农业生产活动,从而表现出一种新的家庭农业生产和组织形式。这种新家庭农业通过家庭内部劳动力资源的有序分配,合理利用家庭中每个人的劳动时间,实现了家庭劳动力的最优配置,从而提升了小农经济的效率,为农村经济、家庭和国家粮食安全都带来了有益的影响。     

游戏在体育教学中的运用

长期以来,人类学家、生理学家、心理学家以及教育学家对游戏进行了认真的研究和探索,得出了不同的结论。但大多数人认为＂游戏是人类活动的一种特殊形式＂,也就是说游戏是一种代代相传的教育形式,它的趣味性、竞争性对学生有很强的吸引力。     

农村“闪婚”：父权文化下的“本地婚”

本文以父权为视角,以权力的文化网络为框架,借用传统乡村社会中以宗族、人际关系网为基础的组织体系和通过亲属关系、面子体系等构成的象征体系,深入分析农村“闪婚”的本地化成因.本文认为,传统父权文化并没有因现代思想的冲击而消逝,而是在当下农村继续发挥作用.在打工经济限制青年男女返乡时间的背景下,受父权思想影响的父辈群体为了保证家族的传宗接代,以教化权力为基础,通过打、拉、限、借的方式规训子女的择偶地点,建立起本地的通婚圈.这一模式使得青年男女的择偶时间和择偶地点只有在年假时才得以短暂重合,择偶时间被大大缩短,由此产生了新的择偶方式——“闪婚”.     

房地产税的改革:香港地区经验与制度构建

香港地区和大陆地区都实行土地国有制度与土地批租制度,其房地产税制度是世界上比较完备的地区之一,它的房地产税在保有环节主要体现为物业税和差饷税。借鉴香港地区房地产税模式的相关经验,从征税范围与纳税人、计税依据与税率以及税收减免等方面来完善大陆地区的房地产税制度,以此来解决大陆地区的不具有可持续性的"土地财政"现象。     

城镇集中安置型易地扶贫搬迁社区的社会稳定风险分析

易地扶贫搬迁社区作为我国精准扶贫的直接产物,取得了巨大成就,但也应时刻保持风险意识。城镇集中安置型易地扶贫搬迁社区的易地搬迁贫困户虽然借助国家力量实现了居住空间、户籍和部分公共服务的跨越式城镇化,但是由于短期内无法实现生计能力的快速提高及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文明素质等方面的“能力城镇化”和“素质城镇化”,而仍处于 “半城镇化”状态,由此面临着失业风险、经济风险、安全风险、信任风险、房产变卖风险、社会融合困境等多种社会稳定风险。为维护社会稳定,应提高城镇集中安置型易地扶贫搬迁社区的社会稳定风险治理能力,加大易地扶贫搬迁后续扶持,完善易地扶贫搬迁社区的风险防控机制,加强易地扶贫搬迁社区的社会支持体系建设等。     

信息权力：理解基层政策执行扭曲的一个视角——以A市中街城管执法为例

“街头官僚”同时承担政策执行者和信息传递者的“双重角色”,但在“管理官僚”和“相对人”的“双重压力”影响下,其政策执行者的角色难以有效执行,从而出现政策执行中的扭曲。但在法制社会背景下,“街头官僚”扭曲执行政策有被问责的风险,出于理性人的避责考虑,“街头官僚”通过其在“管理官僚-街头官僚-相对人”信息传递结构中的信息传递者身份,通过“搭便车”的方式将该网络中心结构为其提供的信息资源优势变成“信息权力”,进而通过对信息资源再整理的方式制造出信息不对称的结果,以此具有了影响他人的能力,并让“信息权力”能够越过制度而生存。在实践中,“信息权力”虽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但因为“信息权力”处于国家和社会的监督之外,存在滥用、影响国家法制建设和现代化治理等风险,因此需通过源头控制和过程控制的方式进行管控。     

当你遭到朋友嫉妒时

当你事业有所建树,当你的努力接近成功时,你忽然发现,朝夕相处的朋友并非都来为你欢呼,有的竟然形同路人,还有的甚至心生嫉妒,处处为难于你……遭遇朋友嫉妒时该怎么办呢?     

家庭结构视角下的“半工半耕”及其功能

从家庭结构视角看“半工半耕”可以发现,农户选择“半工半耕”的生计方式,既是受到经济形势、城乡二元体制、社会流动等国家宏观结构和制度的影响,更是基于既定家庭结构下的理性选择;且随着家庭生命周期的变化,“半工半耕”的生计结构因实现了家庭结构再生产而得以长期存在,是嵌入当下农村家庭结构的一种家庭生计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