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公屋政策的历史沿革及其对内地的启示

香港公屋政策先后经历了应对和规划两大阶段,前一阶段主要表现为政府为消除房荒而兴建徙置大厦和廉租屋,后一阶段可分为前后相继的政府主办和政府主导两个时期。在政府作用定位、社会力量协同、公屋发展动力、公屋建设质量及公屋社区建设等方面,香港的做法都值得内地参考和借鉴。     

香港公屋管理出现的问题及对内地的启示

基于对香港公屋管理的研究,首先分析了香港在公屋对象的进入与退出机制、公屋的后续管理与维护和公屋社区建设等方面出现的问题;然后针对内地保障房管理,提出了建立严格的资产和收入审核制度、服务为导向的专业化物业管理制度、政府主导和居民参与相结合的社区管理制度等建议.     

生态行政学:理论源流、分化及其困顿

由于生态环境的恶化,政府和公民迫切需要行动起来,以应对日益严峻的生存危机.在反思工业文明的过程中,具有后现代情境的生态主义为生态行政理论提供了实践理性的基础.生态政治的核心价值和现实偏向以及行政生态理论的历史发展,均催化着生态行政理论的萌芽.由于概念认定和价值趋向的差异,以及范式转换和治理领域悖论的存在,生态行政研究亦呈现出分化、多元化与发展的困顿.生态行政理论应在整体性与共生性的原则下着力提升治理系统的开放性和必要的多样性,以应对环境领域日益严峻的复杂性与不确定性.     

论权责统一:公共行政的理论逻辑

公共权力的矛盾性源于公共权力“公属”和“私掌”的分离 ,解决公共权力的矛盾性是近现代政治理论和实践的重要主题之一 ,即对公共权力可能的“恶”进行控制与约束 ,以实现公共权力“善”的价值目的。因此 ,对公共权力的设置课以相应的责任规定 ,以建立权责统一的公共行政体系 ,是对公共权力的一种最基础性的控制 ,也是公共行政合理的逻辑     

论影响政府效率的行政文化形态

行政文化作为公共行政的一个深层次因素,对行政效率具有特殊的影响。行政文化有积极与消极之分。目前,官僚主义已经成为一种消极意义的行政文化形态,它的经济学意义就是政府效率的丧失。建设积极的行政文化是当前政治体制改革的一项重要任务,具体从3个方面着手,即营造“具有压力感”的行政组织气候,培育“珍惜时间”的行政组织氛围,建立“讲究人际合作”的行政组织关系。     

"权力行政"向"责任行政"的范式转化

究其深层的根源分析,我国行政行为的“责任缺失”是因为在传统社会主义的体制下,“权力行政”成为我国政府主导的行政范式,这与社会主义政府的价值追求是矛盾的。当今,在市场经济与公民社会的新背景,基于对“责任行政”范式的认识,我们必须实现由“权力行政”向“责任行政”范式的转化。     

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双重博弈与伙伴相依

我国学术界对政府与市场关系的研究,可以概括为:研究方法渐次深入,研究角度各具特色,理论框架业已形成,理论共识基本达成。进一步研究表明:政府与市场的博弈展开为政府干预派与市场自由派、政府力量与市场力量之间的“双重博弈”;“合作伙伴”的理念体现出政府与市场之间的新型关系;培育商会是政府与市场之间新型伙伴关系建构的组织保证与现实路径。     

加快人事制度改革提高人力资源效率

我国传统的人事管理体制与模式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境。其原因主要有 :公共人力资源激励机制弱化 ;公共人力资源的构成、分布与配置不当等 ,必须针对上述原因加快人事制度的改革 ,完善用人的激励与配置机制。     

农民工:转型中的中国社会的特殊阶层

论文首先认为,农民工阶层是中国社会转型进入快速发展时期即1978年以后出现的中国社会的第三大阶层。农民工阶层的产生有其必然性;农民工阶层最基本的特征是其社会身份、社会地信、社会生产的双重性;农民工阶层是中国社会转型推进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从现实角度看,农业经济与非农经济、农村社会与城市社会的差别不会迅速消失,因此,农民工阶层还将在一定时期内存在;从长远角度看,随着中国社会转型向纵深推进,以及由此而导致的农业经济与非农经济、农村社会与城市社会差别的逐渐消失,随着中国的改革与发展进入整体性推进阶段,农民工作为一个阶层最终将不复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