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利田”的经济分析

由于农地经济功能的弱化和社会功能的强化，以保障基本生活为目的的福利田产生，与之相对的是以获取最大经济效益为目的的效率田。通过对福利田的经济分析，我们可以明确看到，福利田导致了农地的低效利用，制约了农业效益的提高，同时影响到农民工的非农化进程，阻碍了我国产业结构升级。     

土地权利、反公地悲剧与农村空心化治理

由于中国农村土地权利配置不当,导致大量的反公地悲剧,土地浪费和土地低效利用,丧失了大量的附着在土地上的经济机会。由于农村缺乏相应的经济机会,农村生产要素要么大量浪费,要么纷纷流入城市,进而导致农村空心化。由于土地是农村最为丰富的生产要素,治理农村空心化应首先从激活附着在土地上的经济机会着手,调整土地权利,落实农民集体的土地所有权,从而为农村自主非农化开创条件,发掘农村非农经济机会,完善相关社会保障制度,剥离土地的社会功能,为巩固和加强农户的土地流转权利创造基础条件,增加农业经济机会。     

城乡差距的内生机制:基于公共物品资本化的视角

公共物品资本化是公共物品受益的连续性和差别化在市场条件下进入资产价格的表现。在城市化背景下,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城市获得更多的公共物品资本化收益,城市拥有更强的公共物品融资能力,城乡差距因此扩大。缩小城乡差距、实现城乡融合首先应消除造成城乡差距的战略和体制原因,然后为城乡一体化培育基础性条件,采取一定的财政措施缩小既有的城乡差距。     

农民工社会保障立法困境探析

通过立法途径维护农民工社会保障权益具有诸多困难,包括农民社会保障立法在法理上的矛盾、在立法层次上的冲突以及在法律适用上的混乱。农民工的社会保障权益缺失是农民工生存困境的冰山一角,改善农民工的社会保障状况,应从维护农民工的基本权益开始。     

农户土地流转的收入效应分析

运用全国范围内593户农户的入户调查数据,采用引入控制变量的回归分析和倾向得分匹配分析,分别考察土地流转对农户总收入和农业经营收入的影响,对比两种分析方法的实证结果表明,土地流转促进了农民增收,但土地流转的收入效应主要由土地财产实现机制、劳动分工优化机制产生,而土地资源优化机制、农业经营效率机制尚未充分发挥作用。推动土地流转、提高农民收入应进一步落实农民集体的土地所有权,把土地流转与土地整治结合起来,让农民集体享有更充分的决策权,培育新型职业农民和引入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为土地资源优化机制与农业经营效率机制发挥功能开创经济社会条件。     

土地保障的本质及限度

由于土地本身的特性,土地具有就业承载和养老等社会功能,土地保障是土地社会功能的表现。土地保障不是社会保障,其本质是农民在社会保障缺失条件下,土地的社会功能对社会保障的强制替代。土地保障导致了低效率和不公平,只能在家庭经济的限度内通过代际互助和劳动协作发挥作用。     

农民工社会保障立法困境分析

通过立法途径维护农民工社会保障权益具有诸多困难,包括农民工社会保障立法在法理上的矛盾、在立法层次上的冲突以及在法律适用上的混乱。农民工的社会保障权益缺失是农民工生存困境的冰山一角,改善农民工的社会保障状况,应从维护农民工的基本权益开始。     

论农民社会保障组织创新

农民工的社会保障,本质上包含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方面最大限度的争取农民工的社会保障权益,另一方面,培育惠及农民工的社会保障制度的实质性基础。农民工社会保障制度建设必须统筹农民工权益的保障,而传统的社会保障组织过程,不适应农民工的特点,农民工实际受益较少,因此,必须通过农民工社会保障组织创新,让劳动服务组织在农民工社会保障过程中发挥一定的组织作用。     

土地流转何以提升农民的获得感——基于产权认知的视角

农民对土地产权的认知深刻影响了农民对土地的价值评判和市场体验,是影响土地流转中农民获得感的重要因素。土地流转锐化了农民的土地权益获得感,改善了农民的市场体验,从而增强农民的获得感和幸福感。农民在土地流转过程中能够产生被尊重感、公共事务参与感和“成人之美”的道德感,进而产生自我价值获得感、政治获得感和道德获得感。土地流转中农民获得感的生成过程表明,要锐化与提升农民获得感应注重农民在经济社会实践中的情感态度与体验,让惠农举措与农民的思想意识及认知水平相协调。同时,要提升农民获得感不仅要定向、定点地给农民带来实惠,而且要在市场经济中丰富农民的经济机会和集体决策的内容,让农民在亲身参与公共事务的过程中提升政治获得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