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苗族地区黑社会性质犯罪组织存在的原因

苗族地区也存在着黑社会性质犯罪组织,其存在的原因既有与我国其他地方黑社会性质犯罪组织相同的一面,又有其独特的原因:延续的历史传统为该区黑社会性质犯罪组织的存在和发展提供了条件;具有继承性的社会组织为该区黑社会性质犯罪组织的存在和发展提供了历史根基;富有对抗性的文化冲突是该区黑社会性质犯罪组织存在和发展的催化剂;极具隐蔽性的地理环境为该区黑社会性质犯罪组织的存在和发展提供了天然的避风港;政治权力的软化脆弱是造成该区黑社会性质犯罪组织存在和发展的又一重要方面。这些原因主要是由于苗族地区的历史传统、文化背景、民族个性、地理环境都有其特殊性而产生的。     

论明清以来清水江下游天柱地区碑刻的分类＼内容与学术价值

明清以来,天柱是边疆社会碑刻运用最为频繁的地区之一。该地举凡示禁、褒奖、布告、判案、林木保护、移风易俗、筑路修桥、捐资助学、宗族迁徙、祠堂修缮、寺庙宫观之修建,等等,民众无不刻碑勒石,以示郑重。究其分类言之,又大体可分为官府告示类、乡规民约类、路桥井渡类、学校教育类、祠堂宗族类、寺观庙宇类等六大类。这些作为乡村社会公共信息发布或传播媒介的碑刻,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清代苗族女性史料的发掘与运用举隅——以清水江地区为例

众所周知,传统史学忽视女性历史的书写,而苗族女性史料则更少见于正史。运用民间遗存的各种文献,虽不免会遇到碎片化的窘境,然若从全国大量发现的民间历史文献中仔细捡练,亦能一窥下层妇女之生活实况。清代苗族女性生活实况的考察,囿于史料,极难展开。近年来,贵州清水江地区发现了大量的民间历史文献,从这些契约文书、碑刻和族谱等民间生活史料,既可了解清代苗族女性通过"租山栽杉"在经济上的独立地位,又可了解她们"上碑入谱"的社会权利,还可以了解到她们的婚姻缔结之变化及自由,是研究清代苗族女性的宝贵史料。     

明代以来清水江文书书写格式的变化与民众习惯的变迁

通过对明代以来清水江文书书写格式的考察,揭示了明清时期契约文书在贵州清水江这一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传播和使用情形。自明至清,清水江地区的契约文书书写格式经由了规范到灵活多变的过程,同时亦多与地方社会文化相契合,颇具地域性、民族性的书写特点。更为重要的是,契约文书的传播、使用及书写格式的变化,反映了贵州少数民族地区法律观念的增强和固有习惯的变迁,进而言之,即从“插草为界”的“无法”习惯逐渐向“各具契纸”的“有法”习惯转变。而契约文书的传播和书写格式的变化,亦为观察不同地域生活习惯变迁和民族融合的重要依据。     

从契约文书看清代以来清水江下游苗、侗族妇女的权利地位

清水江下游地区,苗、侗族民众世代在此繁衍生活.明清时代由于“木材之流动”,清水江下游成为全国贸易体系中的重要一环,由此而引起的社会变迁中,苗、侗妇女们积极参与社会经济活动,并且逐渐进入到契约的程式中来.通过梳理契约文书等民间历史文献发现,苗、侗族妇女的权利地位的表现形式多样,主要体现在财产的继承以及对财产不同程度的自主处理上.当然,她们也不乏参与社会公益事业,以此来实现自我价值的提高.     

明清以来汉神信仰在清水江下游的传播及其影响——以天柱苗侗地区为中心

明清以来,中央王朝对清水江流域实施了大规模的经营活动。在此过程中,明清王朝把在新拓殖地区推行汉神信仰作为重要的经营策略。就清水江下游天柱苗侗地区而言,明王朝万历年间由所置县,是为官方推行汉神信仰的开始,明末清初则是汉神大规模传入的时期。时到乾隆时代,整个汉神系统已网络式地分布于整个清水江下游的乡村社会。自此,民众既想象着借汉神庇佑而人才辈出,又试图通过汉神信仰在乡村社会建立组织资源和构建身份认同,同时还赋予汉神作为监管民众行为与行事法律裁判的权力。明清王朝正是通过这种汉神信仰的推行,对边疆乡村社会进行着有效地管理。     

“礼”入苗疆:清代清水江文书中的婚姻世界

雍正朝大力开辟黔东南苗疆之后，清王朝对该地实施了全面的开发与经营，推行礼治成为其中重要的一环，全面干预婚姻生活成为礼治的重要内容。人们不仅开始以“六礼”的程序来实现婚姻的缔结，且在初婚与再婚里，已逐渐形成了“文字凭据”的观念，“庚贴为凭”的婚姻程序为人们所接受，一般性婚书开始流行。而“嫁卖生妻”、休妻与退婚，是人们娴熟利用儒家的“礼”来强化男性在婚姻中的主导权的表现。地方政府在基层社会的代理人，积极地参与人们婚姻的缔结与变动，这种婚姻监督与监管权从亲属向政府地方代理人的转换，无疑是一重要的新转向，表明国家权力通过干预与人们息息相关的婚姻生活而全面进入苗疆基层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