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心学工夫论与周敦颐的“主静”思想

周敦颐作为“道学宗主”,其思想对理学各派皆有深远的影响。就明代心学关心的主题而言,显然有偏重于工夫论的一面,即如何通过合理的修养技术,使平凡的个体“优入圣域”。周敦颐的“主静”思想对明代心学的工夫论起到了先导作用。从王阳明开始心学各家对周敦颐的“主静”思想进行了各种创造性的诠释和解读,比较突出的有阳明的“主静实兼动静”、王畿的“心极”说和罗洪先、聂双江的“主静归寂”说,这些诠释和解读体现了明代心学工夫论的丰富性及其与周敦颐思想的深刻关联。     

周敦颐诞辰1000周年纪念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

<正>2017年6月23日至24日,在湖南省永州市道县召开了"周敦颐诞辰1000周年纪念国际学术研讨会",中、韩两国学者100余人参加了会议。学术研讨会由中共永州市委、永州市人民政府主办,由中共道县县委、道县人民政府、湖南科技学院、湖南省濂溪学研究会承办。本次学术研讨会的召开正值周敦颐先生诞辰一千周年的千载难逢之际。周敦颐诞生以来     

论医院文化创新在提升医院综合竞争力上的作用

医院文化是医院在其自身发展过程中形成的具有鲜明个性特色的、能够持续推动医。院发展的内在动力，它是借鉴企业文化发展而来。一个医院的文化跟其发展的历史、制度的变革、地域的特点、人员的组成都有关系，它是医院发展的软实力，越来越多的医院开始重视医院文化建设。特别是在硬件条件已经缺乏差异性竞争的可能性后，医院文化上的竞争更加激烈。医院文化又可以推动医院综合竞争力的提升，同时，医院综合竞争力的增强又可以通过长时间的沉淀、固化转化为医院文化。     

牟宗三与康德哲学

牟宗三哲学是当代新儒学的理论颠峰,他对自己的学术成就自我评述为"古今无两".牟宗三的理论创获与康德哲学的背景有着密切联系.康德哲学的自身问题为"物自身"的两重涵义:知识论涵义与价值论涵义,前一层康德有积极的说明,后一层则在康德哲学中隐而未显.牟宗三以中国传统心性之学为资源.创造性地转化了"物自身"的价值论涵义,从而建构了"两层存有论"的"道德形上学".对此新儒家阵营有着不同的看法,而牟宗三汇通康德的努力本身为中西方哲学的"思想对话"提供了绝佳范例.     

王夫之对《太极图说》的发挥

王夫之从"理气充凝"的角度来阐释太极之动静,并指出天地之化至诚不息,动为本而静为辅。这些观点体现了王夫之对周子《太极图说》的创造性诠释,推动了理学思想的发展。王夫之阐释《太极图说》还有一个特点,即将周敦颐与张载的思想联系在一起,将"周张"视为一体,《太极图说》则与《正蒙》互通,由此回归北宋理学之本源而发明"正学",重建理学"道统"。     

努力实践"三个代表"注重思想政治工作的创新

加强和改进党的思想政治工作,是代表先进社会生产力发展要求的客观需要,是代表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的题中应有之义,是代表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重要体现.本文分析了思想政治工作面临的新形势,提出了要注重思想政治工作的创新,致力于做好"四个转变",在提高主动性、实效性、适应性、开拓性上下功夫.     

论牟宗三对康德哲学"物自身"概念的创造性诠释

牟宗三哲学是当代新儒家哲学在体系架构和思辨性方面所达到的最高成就,为中国哲学的未来发展起到了典范性的作用。牟宗三通过对康德哲学的再批判,将康德哲学中"物自身"的知识论意义转化为价值论意义,并通过中国佛教《大乘起信论》"一心开二门"的结构确立了"无限智心"作为人的主体能力,从而完成了新儒家"良知呈现"的论证。     

章学诚的语言哲学观

清代考据学的基本信念是"道在六经",方法则为"由训诂以通义理",即以语言文字的释义以通达"六经之道".章学诚与清代考据学的分歧主要是在语言观方面,一方面章学诚认为,"言与意"有时而背离,"通其辞"之外还必须"通作者之心志";另一方面,章学诚认为六经语言的本性是象征性的,<易>之象和<诗>之比、兴"兼通六艺",因此当"因象而求道"而非"因言而求道".章学诚的语言观与历史上的道家、禅宗、心学的语言观存在着一定的思想脉络关系.     

章学诚的语言哲学观

清代考据学的基本信念是“道在六经”,方法则为“由训诂以通义理”,即以语言文字的释义以通达“六经之道”。章学诚与清代考据学的分歧主要是在语言观方面,一方面章学诚认为,“言与意”有时而背离,“通其辞”之外还必须“通作者之心志”;另一方面,章学诚认为六经语言的本性是象征性的,《易》之象和《诗》之比、兴“兼通六艺”,因此当“因象而求道”而非“因言而求道”。章学诚的语言观与历史上的道家、禅宗、心学的语言现存在着一定的思想脉络关系。     

“按图索骥”与“庖丁解牛”——从历史哲学的角度谈船山史学思想的特色

在船山的两部著名史论尤其是《宋论》中，往往“以宋事影射明事”，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和个人色彩，如“士气论”和“李纲论”等部分，都不徒是分析往事，而是蕴涵有作者本身之历史际遇和心灵体验。对于船山史学的这一特点，笔者认为，应从“思辨历史哲学”和“分析历史哲学”的分际加以考量。从船山的史论中可以看出，船山论史而尤重“设身处地”，是属于“庖丁解牛”而非“按图索骥”，与分析历史哲学有着诸多相通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