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权威的两种来源：专业内构与体制外塑

从逻辑上讲,司法的权威最终必定从根本上需要诉诸于司法独立。从经验上看,司法独立的来源似乎有一种：其一是以体制构建为先,进而通过体制的运作而从外促生、型塑出司法的独立性;其二是通过职业的专业性从而从内在的方面生发出独立性。值得注意并引以为憾的是,就当下中国的司法改革来说,似乎更多地诉诸于前者,而没有或几乎没有考虑后一思路。     

民间法进入司法的可能性基础

随着法治工程的演进,民间法作为法治运转重要的平台性因素,已经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与研究.其中,民间法与官方法的互动、尤其是民间法进入法实施领域的问题更是得到了诸多学者的关注.然而,就既有研究而言,这种关注似乎主要集中于民间法与官方法的互动模式或民间法进入法实施领域之渠道等方面,却鲜有对相关问题之可能性基础的分析与证立.这从逻辑上决定了既有研究的根本不足.从司法立场的法律渊源理论、语言学理论以及解释学理论的角度,可以很好地分析、证立民间法进入法实施领域的基础.     

内生规则、官方规则与社会秩序

近年来对法制本土资源、民间法的研究已呈红火之势,然而,对其中的一些基本问题却仍然没有较为清晰的认识,如民间法的构成、民间法与国家法的关系以及民间法、国家法与社会秩序之间的关系等问题就存在这样或那样的误解。本文拟从一个生活中的实例出发,力图对民间法研究中的这些基本论题,特别是后一问题作一些引玉之分析。     

关于社会科学情报观的思考

中国社会科学情报界关于社会科学情报发展方略的不同见解，已逐渐分化为大小有别的社会科学情报观。小情报观代表过去，由于其历史局限性，它已不适应社会科学。情报事业发展；大情报现代表未来，因其蕴含的开放性、适应性、创造性和积极主动精神，它能够引导中国社会科学情报事业走向繁荣，能满足日益增长的社会科学情报需求，是中国社会科学情报事业的希望所在。     

基于跨期均衡模型的国际储备需求分析和数值模拟

本文研究的目的在于构造一个基于代表行为人的跨期均衡模型,将持有国际储备的交易性动机、预防和保险性动机以及"重商主义"动机集中到同一个框架中加以分析,探讨了国际储备需求量与各影响因素之间的关系,并利用数值模拟的方法估计我国国际储备需求的最优水平.研究结果表明:一国在当期的最优国际储备需求量与历史上若干期的产出、资本流动以及国内信用等因素有关,直接反映了持有国际储备的前两种动机,而国内居民对实际货币余额的偏好系数则决定了"重商主义"动机所带来的国际储备规模.基于国际储备需求理论解的数值模拟表明,截至2006年底,我国最优的国际储备额应为7732.27亿美元,而事实上,我国实际持有的国际储备额却达到了10704亿美元,过度储备占到总储备量的27.8%.     

论司法过程中的法律-事实关系

乍看起来,司法过程中的事实在法律面前处于一种完全消极的地位:它必须通过法律的裁剪、规范、加工,才可能进入司法结论.这也正是当前既有相关理论的一般认识.然而,如果深入考察作为司法活动前提的立法之本质就会发现,法律对事实的支配作用其实并不限于“加工”,它还在很大程度上参与事实的创设过程.另一方面,如果我们剖析非典型案例的判决过程并对其影响作一种长距离的考察,则将发现事实有时又会反向催变法律.从理论上厘清法律与事实的这种双向关系,既可能有助于我们更准确地把握司法过程,也可能有助于我们更深刻地理解“法律(之治)是一种实践理性”这一经典命题,还可能有助于我们处理法治的普适性与正义的地方性两者间的困境.     

认同机制构建视角下青年亚文化现象解读——以Cosplay亚文化为例

Cosplay是青少年通过扮演动漫作品中的角色从而表达自我的青少年文化活动,目的是为了抵抗主流社会、父辈阶层对于自我角色的强行刻写,夺回话语权与重新刻画认同描述。构建认同机制是推动青少年参与Cosplay的主因,具有个体认同、组织认同、制度认同三个依次递进的阶段:个体认同使青少年获得反抗主流文化强行认同的亚文化个体身份;组织认同聚合了青少年亚文化个体认同进而为形成亚文化组织奠定基础;制度认同则创造了亚文化场域,构造制度结构来确立青年亚文化秩序及其合法性,进一步反向支持亚文化个体认同、组织认同。青少年通过构建这三类认同机制,促使Cosplay文化成为由青少年编码角色形象图式、获得自主话语规范从而抵抗主流文化的青少年亚文化。     

典型案件/非典型案件二分命题的崩塌

“非典型案件”、“典型案件”或“疑难案件”、“简单案件”的二分是当前司法决策过程以及司法决策理论中的一个基础性命题.然而,深入分析二者的内在逻辑却会发现,它们其实并不是一对截然二分的范畴.一个案件到底属于非典型案件还是典型案件,并没有逻辑上定于一尊的答案,而这其中关键要取决于经验中的各种偶然因素.这意味着那些建基于非典型案件与典型案件二分基础上的法学理论、尤其是那些仅仅面向典型案件的理论以及相应的法律实践可能存在很大的问题,需要予以必要的反思、重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