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内容可信度对消费者转基因食品接受程度的影响——以江苏省为例

深入研究外部信息传入特别是信息内容可信度对消费者转基因食品接受程度的影响对中国政府转基因科普宣传具有重要意义。利用江苏省消费者调查数据,定量研究信息内容可信度等因素对消费者转基因食品接受程度的影响,具体来说,定量研究积极属性信息内容和消极属性信息内容对不同风险人群(所有样本、低风险人群、高风险人群)转基因食品接受程度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外部信息传入更容易影响低风险人群对转基因食品的接受程度。积极属性和消极属性信息内容可信度分别显著正向和负向影响低风险人群对转基因食品的接受程度,且前者的作用较大。积极属性信息内容可信度对高风险人群转基因食品接受程度的影响较弱,而消极属性信息内容可信度对高风险人群几乎没有影响。     

转基因生物安全的公众隐忧与风险交流的机制创新

21世纪是生物技术的世纪,推进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转基因新品种的产业化是推动我国现代农业发展、确保粮食安全的战略性选择之一.然而,当前制约我国政府转基因作物产业化发展的主要因素在于公众态度,因此构建有效的转基因生物安全风险交流机制,正确引导公众对转基因技术客观理性认识具有重要意义.同时,借鉴全球转基因作物商业化经验,探讨我国转基因生物安全风险交流的主体关系、交流方式和交流策略,构建有效转基因生物安全风险交流的创新机制,以解决信息不对称导致的舆情危机.     

果农施用农药的效率测度与减少错配的驱动力量——基于中国桃主产县524个种植户的实证分析北大核心CSSCI

面对农业面源污染严峻和农业生产要素成本上升的双重压力,推进化学农药减量增效以及病虫害绿色综合防控是实现农业可持续发展目标的政策要求之一。基于2018年全国85个县524份桃种植户调研样本,运用损失控制模型估算果农农药投入的边际生产率,进而采用Probit方法分析影响果农过量施用农药的因素。研究发现:75.38%的样本果农存在过量施药现象,且在控制了病虫害发生程度下,政府有施药检查经历、市场组织化程度高、文化水平较高的果农过量施用农药的概率越低。此外,对不同病虫害防治模式进行分组回归的结果表明:政府施药监管对于抑制纯化学农药防治下的过量投入影响显著,过量施药概率下降14.26%;加入合作社、企业等市场组织对于采纳病虫害绿色防控防治模式具有较强的激励效果,过量施药概率下降10.42%。     

技术进步影响农村的内部信任了吗?——基于农业机械技术与互联网技术的考量

运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2014—2018年的面板数据,建立双向固定效应模型,讨论农业机械技术和互联网技术进步对中国农村内部信任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表明:农业机械技术和互联网技术进步均显著增加了农村内部信任。农业机械技术进步削弱了农户间的生产协作,但提供了同一地区农户统一机械耕作的协调机会,总体上增强了农村的受限制信任及一般性信任。互联网技术进步缩短了乡村与城市间的心理距离,打破了传统乡村的封闭性,通过拓宽村民的社会交往及社会网络,增强农村的一般性信任。     

信息可信度对消费者转基因技术应用态度的影响

有效的风险与收益沟通有助于提升消费者的判断能力。通过梳理转基因风险沟通与收益沟通的机制,构建消费者转基因技术应用态度影响因素的理论模型,探讨信息发布主体和信息内容如何通过感知风险与收益进而影响消费者态度。基于城市消费者调查数据的实证结果表明：消费者对专业可靠的信息发布主体越信任,抑或对具有积极属性的信息内容越信任,他们的感知风险越小,感知收益越大,进而消费者转基因技术应用态度越积极;而非专业可靠的信息发布主体和具有消极属性的信息内容产生的作用恰恰相反。此外,感知风险与收益还受到消费者一般态度、消费者认知的共同影响。     

汇聚涓涓细流：农村电商的收入效应与溢出效应研究——基于全国1809个县的证据

促进共同富裕的艰巨任务在农村、在农民,而发展农村电商是推进乡村振兴、促进收入增长、实现共同富裕的一个探索。基于2014—2020年全国1809个县以及淘宝村数据,构建面板数据固定效应模型和空间杜宾模型,分析了农村电商发展对县域农村家庭收入的直接效应及其空间溢出效应。研究发现：与非电商村相比,农村电商显著提高了农村居民的收入水平,产生的收入效应在电商发展水平较低、经济聚集程度不高的地区更大。进一步分析发现,农村电商呈现较强的空间溢出效应,且农村电商对周边地区和经济发达地区产生的溢出效应较大。国家推进电商进村应注重完善具有较好农业资源禀赋地区的公共基础设施,提高特色农产品在电商市场中的差异化竞争力;鼓励农村电商跨区域发展,提倡农村电商先行区帮扶后进地区,促进农产品和农村要素流动汇聚涓涓细流,实现互利互惠共赢、共同富裕。     

植物新品种保护制度对育种投资结构的影响分析

通过对全国公共育种科研机构与育种企业进行问卷调查,获取了有关新品种研发的数据,并从理论和实证两个角度进行分析研究。结果发现,植物新品种保护能够促进育种单位增加对育种研发的自主投资和融资,从而改善育种单位育种投资结构,而育种企业与公共科研机构的育种投资组成部分对其投资结构改善的作用又各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