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片贫困地区城乡经济耦合协调发展的演进态势及影响因素——基于2004—2015武陵山区71县、区（市）面板数据的空间计量分析

构建城乡经济耦合协调指数,对2004—2015年武陵山民族特困地区城乡经济耦合协调发展水平进行测度并进行格局演化和现状分析,构建空间面板模型,从金融发展、城镇化水平、县域经济发展、固定资产投资、财政支出、产业结构等多维视角探寻影响武陵山民族特困地区城乡经济耦合协调发展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武陵山民族特困地区的城乡经济耦合协调发展进程呈现出起点低、演进态势显著向好的总体特征。2004—2015年,该地区城乡经济耦合协调水平的演进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2004—2007年的失调阶段、2008—2011年的低度耦合协调阶段以及2012—2015年的中度耦合协调阶段。武陵山区71区县城乡经济耦合协调水平存在高度的正相关特征,就其影响因素而言,金融规模扩张水平、城镇化水平、县域经济发展、农业现代化进程、固定资产投资和政府财政支出等因素对武陵山区城乡经济耦合协调发展具有正向促进作用,而金融发展效率和产业结构调整具有负向促进作用。     

“先产后城”抑或“先城后产”?——来自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的协整分析

构建制造业集聚E-G指数和新型城镇化水平评价指标体系，对2003—2016年中国制造业集聚水平和新型城镇化综合发展水平进行了测度。基于动态面板协整模型和面板误差修正模型，对制造业集聚与新型城镇化的长期协整关系与短期关系进行了分析。研究结果表明：①在长期，制造业集聚对新型城镇化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而新型城镇化对制造业集聚影响甚微，但具有潜在的抑制效应，制造业发展与新型城镇化建设在整体上表现为“先产后城”的发展路径；②在短期，制造业集聚与新型城镇化具有相互促进的现象，二者实现了“产城融合”；③在长期和短期，制造业集聚和新型城镇化均具有显著的路径依赖特征，前期良好的发展对后期的发展具有促进作用。     

自由贸易试验区设立能矫正资本错配吗？——兼论产业集聚的调节效应

本研究尝试将自由贸易试验区和产业集聚同时纳入资本配置效率分析框架,将自贸区设立作为一项准自然实验,利用2004-2017年中国196个地级及以上城市面板数据,采用双重差分模型和系统广义矩估计方法,评估自贸区设立对资本错配的影响以及产业集聚的调节效应。研究发现：资本错配在时间维度上存在“路径依赖”现象,自贸区设立在整体上加剧了资本错配。全样本情况下,不同类型的产业集聚在自贸区设立对资本错配的影响中发挥了不同的作用,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协同集聚有助于自贸区发挥对资本错配的矫正作用,而单纯的制造业或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则强化了自贸区对资本错配的加剧。区分资本错配类型后发现,在资本配置不足情形下,产业集聚在自贸区影响资本错配过程中的调节效应与全样本情况下一致;而在资本配置过度的情形下,制造业、生产性服务业以及二者的协同集聚均有助于自贸区发挥出对资本错配的矫正作用。围绕上述问题的理论阐释和实证检验,为矫正资本错配,提高资本配置效率、促进自贸区改革创新和实体经济高质量协同发展提供了丰富的政策蕴含。     

制造业集聚对新型城镇化的影响研究——基于空间溢出效应的视角

文章依据2014—2020年《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构建了中国新型城镇化水平综合评价体系，并基于熵权法测算了2003—2015年中国大陆31个省份新型城镇化水平。在此基础上，通过构建空间杜宾模型，考察了中国制造业集聚的空间交互效应，并在控制了对外出口、金融发展以及财政支出的情况下研究了制造业集聚对新型城镇化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中国制造业集聚具有显著的空间依赖特征，表现出明显的"集聚俱乐部"现象。制造业集聚显著地推动了中国新型城镇化建设，同时其空间溢出效应明显，在推动本地区新型城镇化的同时还能有力地带动周边地区新型城镇化的发展。地方财政支出的增加有助于显著推动新型城镇化建设，并且地区之间财政行为存在空间互动，邻近地区通过扩大财政支出也能刺激本地区的新型城镇化建设。同时，对外出口和金融发展也是新型城镇化建设中不可或缺的力量，但其空间溢出效应却不明显，并未对周边地区产生明显的影响。对此，建议应该以产业集聚区作为城市功能外溢的核心地区，不断完善集聚区相关配套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体系，实现产城融合的良性发展态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