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科学发展观与宏观调控的法治化

科学发展观是党和政府提出发展战略,编制发展规划,制定发展政策的思想基础,是政府制定宏观调控措施的指导思想,宏观调控是科学发展观实现的保障。宏观调控的法治化是正确处理科学发展观与宏观调控的关系的基础。     

新时代“三治融合”乡村治理体系的理论逻辑与实践机制

新时代治理环境发生重要变化,乡村自治、法治和德治已具备融合的条件。“三治融合”的乡村治理体系是国家和社会关系变革外部驱动、乡村治理结构内源优化和围绕着新时代“以人民为中心”价值立场生成的新逻辑结构,其实践机制总体包括促进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深度融合、推动乡村治理结构整体优化和实现乡村治理目标系统转化三个维度,具体路径是推动政府联合社会力量在建构制度供给与内生秩序的联通机制、形成振兴乡村的现代化治理体系和设计治理民生化为导向的政策方面深入推进“三治融合”的基层建制。“三治融合”乡村治理体系体现出自我革新的制度特性、治理价值的全方位性以及实践布局的系统性,具有克服现代社区民主治理悖论的现实意蕴。     

法治社会化:概念及其功能

法治社会化是社会通过法治机制塑成社会成员信赖法治的思想、动机和态度的作用过程。其主要特征是 :国家推动性与社会主体参与性的统一、内化与外化的统一、相似性和差异性的统一、渐进性和连续性的统一、能动性和受动性的统一。其功能主要包括评判、教育、实现、变革四个方面     

留守儿童的日常焦虑与自我认同——基于结构二重性视角的考察

焦虑是留守儿童最为日常化的情绪体验,将留守儿童的日常焦虑置于"结构二重性"的视域下分析,可以展示其更为丰富的能动性内涵."结构二重性"理论考察的是结构与行动的互构机制,具体到留守儿童心理问题的研究就是在社会结构、留守儿童的日常焦虑以及建构自我认同的行动之间构造机制关联.不同留守圈层结构影响留守儿童不同形式日常焦虑的生成,留守儿童的日常焦虑同时具有自反性和不断再生产特性,这使留守儿童自我认同的建构行动具有持续性.但留守儿童自我认同的建构正逐渐导向低层次化和个体化,需要采用反个体化的策略以重建留守儿童的生活意义系统,实现留守儿童自我认同的积极建构.     

中国特色土地托管实践的多元理论分析

土地托管关系到农业农村现代化和乡村振兴的全面实现,土地托管亟待从理论层面进行深入推进。研究发现:马克思主义在土地托管理论方面处于整体指导地位,实体主义是土地托管的价值引导,新古典/新制度经济学是土地托管的效率保障,后现代/后结构主义是土地托管的反思取向,生计框架则构成土地托管的底线思维。土地托管的五大理论不是无序的理论杂糅,而是呈现出一核多元的理论互构形态。未来土地托管理论研究应保持对土地托管多元化实践的包容心态,自觉应用多元理论指导土地托管实践,同时须根据实践变化不断提炼中国土地托管的基础理论,传播中国特色土地托管经验,提升土地托管理论范式的国际话语权,形成土地托管基础理论和现实实践的“大循环”。     

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的战略耦合及协同推进路径

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的战略耦合已经成为国家顶层设计和理论关注的重点主题。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战略具有内在逻辑的关联性,包含部分和整体维度、时间和空间维度以及功能和价值维度的统一。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战略耦合的实践误区体现在政策制定中的偏向化和分散化、政策执行中的非连续性和强制性以及政策目标设置中的非均衡性和人本性缺失。实现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的战略耦合的"最优解"必须从政策制定协同、执行协同和目标协同三个层面联合发力,以系统化的协同路径推进新发展阶段城乡融合发展。     

工商企业土地托管的实践困境及其治理

土地托管作为拥有万亿元市场规模潜力的重要产业,已经成为工商资本进入现代农业的重要领域。越来越多的地方政府开始将工商企业列为主要的政策支持对象,但在实践中,工商企业土地托管却遭遇困境。以山东省平安县丰收公社为研究案例,运用“科层理性 关系理性”理论框架分析工商企业土地托管遭遇困境的深层次原因。研究发现：政策支持形式化和部门之间的职能冲突是导致丰收公社土地托管遭遇困境的直接原因;历史因素累积使地方政府形成了规模农业的发展惯性,这是导致工商企业土地托管遭遇困境的历史原因;相关主体的关系并未协调,更多地依据个人利益最大化的逻辑参与土地托管实践,这是导致丰收公社土地托管遭遇困境的主要原因。因此,为了推动土地托管政策的有效执行,应大力宣讲土地托管的重大意义、加强基层涉农部门协调、强化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供给、理顺政府、市场与社会关系等。     

农业供给侧改革与精准扶贫衔接机制研究

农业供给侧改革与精准扶贫具有逻辑关联性,适合构建二者的衔接机制。农业供给侧改革具有制度供给与改革对象明确化的需求,而精准扶贫在制度典范、数据共享、产能化解以及内向监控方面可与农业供给侧改革形成具体的衔接领域。同时,农业供给侧改革也为精准扶贫的纵深发展提供了机遇空间。农业供给侧改革中配置型资源和权威型资源的下移使精准扶贫的内在动力发生明显变化,而因农业供给侧改革市场化原则的引入,扶贫治理规则也发生变动。农业供给侧改革和精准扶贫衔接机制的建立,表明政府应在双方协同关系的基础上实施“整体性治理”,以此克服碎片化的制度和政策对农业供给侧改革与扶贫治理时机的延误。     

发展理念的变迁与新发展理念的形成

改革开放40余年来,国家发展理念相继经历三次变迁并分别对应不同的时代议题。在改革开放初期,国家重启发展理念,目的是重构国家发展基础,是对"如何实现发展"的回应。在新时期,国家由重启发展向发展主义过渡,关注的是"如何实现更快发展"的议题。进入新时代,发展主义向新发展理念转化,国家开始重视发展质量,"如何实现更好发展"成为当前的时代命题。从国家发展理念的演进谱系中可以看出,现代化一直构成发展理念的核心元素,政府干预和适应体制构成国家发展理念变迁的现实推力,而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则构成国家发展理念变迁的根本逻辑。国家发展理念具有变迁的连续性、一元多线的杂合性以及利用多种发展形式服务国家总体发展的实用性。在当前特定的时空结构下,应该对多种发展形式表现出开放包容的社会心态,施以灵活的公共政策释放多种发展形式的价值空间,同时以实践为导向分析多种发展形式的互构机制,从而推动中国发展研究的话语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