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义社区与实质社区:社区的本质与分类——基于土地产权性质与城市公共服务供给机制的二维视角

在城乡分治体制下,“社区制”起初专指我国城市基层治理单元。然而,由于社区概念的泛化使用,社区的内涵与属性也趋于模糊化。基于我国土地产权性质与城市公共服务供给机制两个维度,揭示城乡社区的内涵与属性的差异,进而重构社区的分类体系,将之划分为“名义社区”与“实质社区”。这将有助于在由城乡二元结构下城乡分治体制向城乡一体化下城乡共治体制转型的新时代,构建既有共性又有特色、既统筹设计又因地制宜的城乡社区治理体系。     

非依附性包容性别秩序:农村妇女主体性建设的探讨———以川西平原的经验为讨论基础

妇女的解放是社会进步的天然尺度。非依附性包容性别秩序是农村妇女主体性建设的一种理想类型。非依附性包容的性别秩序体现为:生育自主、婚姻多元、协商性家庭权力、无性别分化的公共生活以及平等的政治参与权。其生成机制在于父权制文化的铲除、妇女经济地位的提升和抑制社会分层的村社主体性的抵御机制的合力。市场不会自动承担妇女解放的任务, 需要国家在新时期加强乡村文化建设和基层组织建设, 抵御市场权力支配下的新型依附性性别秩序, 以促进妇女主体性的建设。     

代际责任与家庭发展能力的区域差异研究北大核心CSSCI

家庭发展能力建设的政策路径,将家庭笼统地视为同质化的整体去看待,重点讨论的是家庭发展能力的政府责任,忽视了家庭发展能力建设的社会基础。通过将费孝通提出的父代对子代的抚育责任,进一步细化为基础养育责任、教育责任、婚姻责任与隔代抚养责任四个主要方面,研究发现教育、婚姻与隔代抚养构成的代际责任的教育、婚姻与隔代扶养三个维度在全国不同农村呈现区域差异分化。而在统一的全国性劳动力市场与婚姻市场逐渐形成后,代际责任的教育、婚姻与隔代抚养三个维度构成的代际支持力度与代际合力强弱,将会进一步影响年轻子代在参与全国性市场竞争中的家庭发展能力。依据父代对子代的代际责任三个维度的强弱分布,子代家庭发展能力的区域整体竞争力排序由高到低大致为:东部村庄、中部村庄、北方村庄、南方村庄和西南村庄。研究提出的代际责任与家庭发展能力的分析框架,将为政策的制定提供启发与参考。     

村干部公职化建设的困境及其超越

村干部公职化管理属于国家政权建设,虽然有利于乡镇政府对村级组织的控制和有效地完成行政任务,同时却产生了行政消解村社自治和公共性的社会后果,具体表现为对村干部产生了"挤出效应"以及国家和社会互动产生了组织断裂。其中的原因就在于层级式的科层体制有办大事的优势,但在深入乡土社会时就面临治理能力和治理活力的双重性限度。因此,笔者建议将村委会一级设置为村公所,恢复以自然村为基础的村民自治单位,形成"强国家—强社会—强治理"的国家治理结构。?更多还原     

城市化背景下的农村新三代家庭结构分析

在快速的城市化背景下,江汉平原却形成了高比例的新三代家庭结构,挑战了主流的西方现代化家庭理论的普适性,需要给予新的解释。新三代家庭结构具有家庭结构的时空分离、年轻媳妇占主导和代际不平衡等特征。村庄内部的进城竞争、城市化的中国道路和家庭内部的代际压力转移共同形塑了新三代家庭结构。在社会阶层分化并固化的趋势下,新三代家庭结构有助于城市化竞争和社会阶层的向上流动,但同时又是以代际剥削为代价的。生活在村中的中年人承受了巨大的竞争压力,丧失劳动能力的老年人面临生存危机。     

“以县为主”的项目供给模式及其意外后果

国家与近9亿农民如何打交道,将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无法回避的问题。“以县为主”的项目供给模式中,国家资源的输入并没有转化为乡村基层组织的治理能力,反而围绕着项目制形成了县乡村利益共同体和私人治理秩序不可逆的格局。这导致基层政权面临合法性危机和治理性危机的不良后果,大量社会矛盾不断上移,体制不堪重负。科层化、专业化分工的县及其职能部门不是直接对接乡土社会的有效基层治理单位,建议将“以县为主”的项目制调整为“以乡村为主”的项目供给模式,建设一个具有强大基础能力的乡村基层组织。     

城市住宅小区物业管理面临的困境及其生成机制

近年来,我国城市物业管理纠纷呈现爆炸式增长态势.为了有效破解物业管理的困境,需要深入分析矛盾的成因.基于田野调查和机制分析方法,研究发现我国城市住宅小区物业管理过程中存在五大矛盾.这些矛盾综合作用,共同导致城市普通住宅小区的物业管理困境.从法律关系看,我国物业管理兼具私人性、集体性和公共性等三维属性.物业管理矛盾的生成机制在于无公德的个体、业主自治力不足和政府管理缺位.破解这些矛盾需要在政府主导下构建由政府、市场、社会三方共同参与,合作共管的物业治理机制.     

项目落地中“钉子户”治理机制的变迁

项目进村中的“最后一公里”主要是指“钉子户”治理困境。综合全国多地调查经验,从实践中提炼出行政治理和社会治理两种“钉子户”治理机制。前者通过行政动员治理“钉子户”,形成了一套县乡村、包工头、“钉子户”之间的分利秩序,导致乡村去政治化、农民无参与主体性、基层治理合法性危机的社会后果。而后者则是通过社会动员治理“钉子户”,形成了村（组）与村民之间的利益再分配秩序,激活了乡村政治和农民参与主体性,但在分配型民主逻辑下可能导致多数人暴政。在国家无法与9亿小农建立直控式治理的前提下,需要具有一定自主政治空间的乡村社会,成为国家与农民个体之间的利益整合和再分配的中间结构。因此,在由行政治理向社会治理机制转变的同时,还应当恢复村社集体的土地调整权作为配套制度,以实现基层治理现代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