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社理性中的国家与农户互动逻辑:基于苏南与温州“村改居”过程比较的考察北大核心CSSCI

本文从村社理性视角分析“村改居”进程中村社反馈机制的差异。强村社理性的“村改居”得益于村社理性与国家理性的有效结合,从而避免了改造过程中权力主导与资本主导的消极后果,保护了村民在改造过程中的利益分配,村社具有贯彻国家理性,构建强共同体式福利再分配的功能。而弱理性村社“村改居”则因为村社理性无法调和国家与农户之间的关系,使得农户个体理性力量过度膨胀,分化了国家的改造力度,增加了国家对村社改造的社会成本。村社理性无法有效整合个体农户理性,就会导致国家与分散农户的冲突与矛盾。强村社理性整合了政府、村社集体与农户之间的利益与诉求,型构了合作性治理框架,而弱理性村社则形成了各个群体各自为政的分化型治理形态,造成了村庄内部的撕裂与无序。村社理性应建立在村集体经济与村级组织的民主化进程中,在与国家理性的良性互动中完善与强化。     

理念与现实的调和:宋代以降宗族重建思想的历史演进

宋代以后,宗族之所以能走向庶民化,其原因在于士绅—官僚阶层在宗法理念上的突破。原有社会政治经济结构的变动,使得乡村社会重新面临再组织化的问题,原有的士绅阶层在此率先感受到了时代的变化,出于现实的需要,提出了在士绅—官僚阶层建立宗族,之后又把宗族的理念不断推向了民间社会。从北宋到清代中期的长时段中,宗族重建的思想也从原有的家世延续的血缘团体组织向地方的政治与社会功能组织单位转变。     

圈子：农村妇女日常生活中的交往互动

以皖北薛村为个案,以农村妇女交往互动的圈子为研究对象,描述了薛村妇女交往的主要形式以及互动圈子的具体特征,并对制约妇女交往的相关因素进行了讨论。通过实证研究发现大量留守妇女的存在,使得妇女的交往互动成为闲暇的主要活动方式,交往圈子的构成既有传统的基于亲缘关系的家门圈子,也有现代性的趣缘群体。由于传统与现代性交融的乡村转型特征,使得农村妇女交往互动呈现出不一样的特点,在传统向现代性过渡之中,现代性的互动方式日益开始取代传统互动特征,这样就兴起了一个以妇女个人为本位的并不稳固的交往圈子。而如何在日益理性化的农村中构建村庄妇女的良性交往和互动是值得探讨和关注的问题。     

宅基地使用权流转的内生机制与法律调适：浙江个案

所谓宅基地的限制交易只是相对于城市居民到农村买房而言,乡村社会内部其实一直存在原有受村庄自身内部规范调解的宅基地交易机制。原有的内生流转机制保证了村社共同体内部民众的集体主义和公平感,但这一规范由于宅基地向村外人的流转而遭到破坏,村社共同体为维护村民的相对公平感和平均主义心态舍弃了原有的村内宅基地审批的非正式规则,而采取了严格按照国家和政府有关政策文件的审核标准,因此也导致了规则前后矛盾不一所产生的纠纷。现阶段宅基地流转中必须要考虑到流转的乡村社会基础问题,宅基地流转首要的问题是要保证村民起点的公平。     

家庭结构、代际关系与老年人赡养——以安徽薛村为个案的考察

本文以薛村为个案。认为当代中国农村家庭结构的核心化、小型化特别是老年空巢家庭或者单身老人家庭的核心化带来了家庭养老的困境，家庭结构核心化趋势是代际关系变迁的某种外在表现形式。原有家庭内部的代际关系变迁成为家庭结构与老年赡养变化的主要原因。短时间的理性的代际平衡并不是建立在代际双方共有认同基础之上的．老年人仍然以长时间的道德与感情的互惠模式考虑与子辈之间的关系。但是子辈却愈发用现代的理性方式考量代际关系。赡莽老人的动力不是来自于生我养我的父子之恩情。而是一种与市场交换形式相类似的有来有往的给予方式。家庭养老模式的内涵和原则产生的变化使得农村老年人生存状况下降．在此之中国家成为老年人所期盼的救济对象，但国家的有限资源无法对老年人实施全面的救济。改善老年人生活仍然应以原来的家庭养老模式为基础。并且对之加以外部制度建设和内部社会化机制的完善。     

基层治理中的利益网络化运作

内容：城乡结合部地区的农村因要素市场化与利益集聚不断冲击着原有的乡村治理体制,基层治理中呈现的“内卷化”与合法性危机成为主要问题。然而农村社区治理主体所产生的变异并没有造成大规模的治理矛盾和冲突,其原因在于“富人治村”或者说灰色力量的渗透是有其村庄治理的运作策略,他们的行动策略也会构建一定的治理结构。富人和灰色力量通过利益网络化的策略进入村庄治理结构,在获得村庄治理主体位置的时候又反过来通过利益网络支配村庄治理格局。利益网络化运作是一种双向流动的过程,既是富人得以维持其地位的支撑结构,同时也是他们得以支配村庄的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