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环保督察、地方政府回应与环境治理取向

中央环保督察以一种“高位推动”的跨层级治理方式增强了环保执法刚性约束力，由此刺激出各级地方政府多样化的回应方式与治理取向。基于府际关系理论建构的“督察—回应”分析框架对地方政府回应中央环保督察的行动逻辑考察发现:在环保考核的压力下，地方政府采取消极的“一刀切”回应方式，虽能在短时间内缓解中央环保督察所带来的问责压力，转移“治污”主体责任，降低公众对环保约谈的关注度与社会舆论的放大程度，但由此衍生出的多重次级风险不仅会弱化地方政府公信力，也会影响地方经济发展。而作为一种积极的“切一刀”回应取向，既实现了精准治理、典型治理和分类治理的有机结合，也有助于提升地方环境政策执行绩效，实现环境“治理有效”。“一刀切”转向“切一刀”意味着基层生态环境治理能力逐渐提升，更是环境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要求。     

农村环境治理 70 年:历史演变、转换逻辑与未来走向

农村环境治理既是农村农业发展的奋斗史,也是我国环境保护的显微镜。 新中国成立 70 年来,农村环境治理历经了政策空白、制度初创、领域开拓、全面加速和总体深化五个阶段。 贯穿始终的转换逻辑主线是,治理理念中价值取向从环保边缘转向美丽乡村、政策思路从碎片思维趋向系统工程;治理结构中制度设计从单一性到多样化、主体从政府主导到多元合作、供给从项目建设到长效持续;治理技术中技术逻辑从工程主义到适用技术、组织方式从粗放管理趋精细治理。 下一步,要客观面对我国农村环境治理的主要挑战,理清环境整治与乡村振兴、政府投入与群众动员、设施建设与长效管护、末端治标与源头治本等问题,再现山清水秀、天蓝地绿、村美人和的美丽乡村画卷。     

赋权理论视域下乡村公共能量场建构的三重维度

作为后现代公共行政话语理论的主流范式，福克斯和米勒提出的“公共能量场”对我国乡村治理转型具有借鉴意义。在对其概念及内涵解读的基础上认为乡村公共能量场建构是村社善治的基本面向，也是乡村振兴背景下极具创新性的学术命题。借助赋权理论，尝试建构“话语+技术+法律”的逻辑分析框架。其中，话语赋权是乡村公共能量场建构的“主体变量”，旨在打破基层政府“话语霸权”和草根农民“政治冷漠”的结构性困境，强调农户的话语权回归；技术赋权是乡村公共能量场建构的“工具变量”，亦是理解基层社会治理中政社关系的新视角，强调网络信息平台的搭建；法律赋权是乡村公共能量场建构的“制度变量”，作为弥补行政赋权失灵的有效策略，强调农村法治建设的推进。     

PPP模式下农村环境治理的多元主体何以共生?——基于演化博弈视角的研究

引入演化博弈分析框架，设计不同共生情景及结合典型案例探讨农村环境治理PPP模式中多方共生需满足的条件。研究发现：PPP模式并非治理利器，而依赖政府的有效治理，特别是政府监管对农村环境治理PPP模式的多元主体共生至关重要。其中三方共生需以政府有效监管、降低社会资本守约成本和让村民受益等条件为基础，通过惩罚机制可减少政府和社会资本违约行为，系统将锁定三方共生；在缺乏有效监管情形下三方共生局面恒不成立；村民介入主要取决于其参与的净收益，与政府额外奖赏无关。基于此，提出以有效监管为重点提高政府治理能力，以受益为核心发挥村民主体作用等政策建议。     

异质性资源禀赋、分类治理与乡村振兴

不同村庄的资源禀赋不尽相同，进而决定了乡村振兴路径抉择的复杂性和多样性。以异质性资源禀赋为逻辑起点、村庄分类为中间变量，构建乡村振兴的分类治理分析框架，并通过3个典型案例加以剖析。研究发现：异质性资源禀赋、村庄分类与乡村振兴三者之间关系紧密但作用机理并非线性。基于异质性资源禀赋可将村庄分为资源禀赋优势型、资源禀赋平庸型和资源禀赋劣势型，且不同类型村庄的内生发展动力及其振兴模式存在较大的差异。因而需制定分类治理的靶向振兴计划，厘清不同资源禀赋村庄振兴过程中政府、市场和社会的关系，以期实现乡村的分类振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