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口红利和人口负债的特色与应对策略

人口红利与人口负债是人口转变过程中人口年龄结构对经济发展造成的正面与负面效应,通过与其他国家人口红利与人口负债进行比较,进一步认识中国人口红利与人口负债的特色,并提出了开发人口红利与应对人口负债的策略,应在调整产业结构、建立人力资源市场体系、加强培训、调整教育结构、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和劳动退休制度等方面做好工作。     

婚前同居与初婚离婚风险——基于CFPS2010数据的分析

文章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2010"中的成人问卷数据库,采用Cox比例风险回归模型分析了婚前同居对初婚离婚的影响.在控制住其它影响因素后,研究发现无论男女,婚前同居都将提高离婚风险,这一结果与欧美现有的实证研究结果是一致的.没有婚前同居行为的男性离婚的发生倍率是有过婚前同居行为的0.437倍,没有婚前同居行为的女性离婚的发生倍率是有过婚前同居行为的0.653倍.这主要是由婚前同居者的选择效应与较低的婚姻质量共同造成的.     

流动人口的社会阶层、社会流动与未婚先孕——以上海市为例

采用二元逻辑斯蒂回归模型,从社会阶层与社会流动的视角对影响流动人口未婚先孕的因素进行分析.关于社会阶层的研究结果显示,育龄妇女的受教育程度与月均收入水平两因素的影响结果显著,受教育程度越高未婚先孕的比例越低,收入越高未婚先孕的比例越低.育龄妇女的户口对未婚先孕不产生显著性影响;关于社会流动的研究结果显示,育龄妇女婚姻的教育匹配与户口匹配对未婚先孕有着显著性影响,教育匹配的上向流动增加未婚先孕的比例,下向流动降低未婚先孕的比例.但户口匹配却显示出上向流动降低未婚先孕的比例,下向流动增加未婚先孕的比例.     

婚前同居对初婚年龄的影响研究 ——基于Heckman二阶段模型的分析

在现代社会中,初婚年龄持续攀升,婚前同居现象越来越多地出现。那么婚前同居与初婚年龄之间有没有关系?本文基于婚前同居对离婚影响的选择假说与经历假说进一步探讨两种假说与初婚年龄之间的关系。选择假说认为同居者自身特征促使他们追求思想解放,消极地影响着婚姻稳定性,因此与其同居伴侣之间并不想建立一个长期的契约。由此推测这些积极影响同居的特征因素会给结婚带来消极影响,婚前同居就会推延初婚年龄;经历假说认为共同生活的经历将会改变同居者对婚姻的认识,他们不再强烈地致力于追求婚姻的身份。他们将会接受婚前同居这种暂时性的本质。很多夫妇认为同居提供了一个婚姻的替代品,结婚的欲望由此下降。因此这也将推延初婚年龄。除两个假说外,同居者想要通过同居搜集更多对方的信息,这种想要更多地了解对方的想法也将推延初婚年龄。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本文基于2010年CFPS抽样调查数据,采用Heckman二阶段模型纠正婚前同居的自选择性带来的偏误并检验婚前同居推延初婚年龄的研究假设。研究结果发现婚前同居使女性与男性的初婚年龄分别推迟了0.415岁与0.868岁。在控制婚前同居的自选择性后,婚前同居对女性与男性初婚年龄的影响仍然很大且显著,初婚年龄分别推迟了0.431岁与0.890岁,证明婚前同居将会提高初婚年龄。这进一步明晰了婚前同居在我国家庭形成过程中的作用。婚前同居对初婚年龄的推延作用无疑为我国全面二孩政策下出生人口数量增长带来消极影响。     

我国省内省外流动人口生育水平差异及原因探析

根据200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五普”等资料数据,通过交叉分析和相关性分析对我国省内省外的流动人口生育水平及影响因素进行了描述和探析。研究结果显示：我国省内流动人口比省外流动人口的时期生育水平高,两者的一般生育率分别为45．47‰与34．17‰,总和生育率分别为1．215与0．817,终身生育水平低,省内流动人口的二孩及多孩率低于省外流动人口;因婚姻家庭因素而流动的人口在各年龄段的分布与流动人口年龄结构的错位,是造成省外流动人口时期生育水平低于省内流动人口的根本原因;总和生育率在反映省外流动人口生育水平时,并不能显示省外流动人口因家庭、婚姻化的发展而导致的生育水平上升,所以并不能反映省外流动人口真实的终身生育水平。     

乡城流动人口的生育间隔及其影响因素--以上海市为例

采用原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2012年组织调查的北京、上海、广州特大城市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的上海部分进行了乡城流动人口生育间隔的分析，研究发现流动确实延迟了初婚年龄、一胎二胎三胎的生育年龄，延长了一胎二胎三胎的生育间隔，证明了中断理论的存在。 Cox回归实证结果显示上一胎生育地为流出地的育龄妇女下一胎在流入地的生育间隔将会被延长。这主要是因为迁移人口在陌生的地方重新开始新生活使他们常常处于一种紧张、疲劳和不安定的状态，生理和心理的双重负担使他们无暇顾及或者不愿意在此阶段生孩子，从而干扰了妇女的生育行为。     

省外劳动力迁入对浙江省县域经济发展差异及其变动的影响研究

本文使用OLS回归法分析了省外劳动力迁入对浙江省县域经济发展差异及其变动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六普”时浙江省县域经济发展相比较于“五普”呈扩大的趋势；“五普”、“六普”时省外劳动力迁入对各县市经济发展差异产生显著性影响，“五普”数据显示省外劳动力迁入率每提高1%则县域经济发展差异提高0.102%，“六普”数据显示省外劳动力迁入率每提高1%则县域经济发展差异提高0.081%，省外迁入劳动力对于县域经济发展差异的影响作用有所下降。最后提议浙江省实施省外迁入人口“总量控制、结构优化”的调控政策。     

中国当前经济发展下的教育结构改良刍议——基于比较优势理论视角

在用比较优势理论解释现阶大学生高失业率的原因的基础上，做出中国当前经济发展需要的是大量技术工人，而非大量高技毕业生的论断，并进一步提出教育结构改良的策略，应该在调整职业教育和普通教育比例、建立多层次性的职业教育体系、探索灵活多样的职业教育发展形式、发展高等职业教育和开展农民职业教育上下功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