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闹"事件中"弱者的武器"与"问题化"策略

引发"医闹"事件的常常是人们认为不应该导致死亡的病例,即医疗事故具有可争议性是发生"医闹"事件的诱因.由于医患关系信任的缺失、医疗鉴定制度的不健全、患者及其家属利益表达渠道不畅,以及缺乏解决医疗纠纷的制度化途径,患者及家属只有采用"弱者的武器"和"问题化"策略来争取自己的权益,最终导致"医闹"事件的发生.应该建立健全医疗鉴定制度和类似消费者协会的组织保护患者权益,以及制定解决医疗纠纷的法律法规等,这样才能给医生一个清白,还患者一个公道.此外,重塑医患信任关系也是解决问题的重要途径.     

城市化过程中的失地农民问题——以江西省F市为例

近年来，我国城市化进程越来越快，但随之产生的失地农民问题也越来越突出。失地农民常常失地又失业。这其中既有外部的原因，也有他们自身的原因。失地农民要真正变为市民，面临着许多问题，比如从农民到市民角色的转变、农村传统文化与城市现代文化的整合和农村规范与城市规范的整合等。本文从实证的角度论述失地农民问题，探讨解决现阶段失地农民问题的途径。     

男权视角下的新生代农民工"闪婚"现象

通过对赣中聂村的调查发现,新生代农民工"闪婚"主要起源于农民在外经商的需要,而跨省婚姻成了"闪婚"的助推力。"闪婚"仍然是家庭事业,在"闪婚"中男女交往少的状况在本质上没有变化,女方考察男方的本质没有改变,女方择偶标准的本质也未变,改变的是结婚的程序、考察男方的方式和择偶观念。从夫居、彩礼制和婚姻家庭中的权利义务关系等制度设计是建立在男权基础之上的,到了现代社会,支撑男权的社会基础和礼法制度等都发生变化,男方权利减少而义务没有变化,女方权利彰显而义务相对减少。高额彩礼引发了男权的尴尬与风险,女方不归还高额彩礼也会面临风险,"闪婚闪离"没有赢家。     

老子防范社会危机的道德理路

老子从最宏观的哲学视域,构建了一个以"道"为本体,以"道"在自然、社会、人生等领域的展开、体现、运用、实现形式的"德"为核心的道德和谐思想体系,其基本构架是:"道体德用"的道德和谐思维,"守道同德"的道德和谐信念,"依道修德"的道德和谐实践,"道体民本"的道德和谐旨归。由于道德和谐体系的破坏与缺失,导致"违道失德"的种种社会危机乱象,故"尊道贵德"必然成为防范消解社会危机的最佳道德理路。     

社会学视野中的城市化新市民

我国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进行城市化，而城市化的实质是农民市民化。我国每年有大量的农民通过城市化而成为城市居民，但这个转变过程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其间产生了诸多问题，从社会学视角来看主要有三个方面。只有解决好这三方面的问题，农民才能顺利转变为合格的市民，才能实现我国的城市化、工业化和现代化。     

失地农民城市融合的一个分析框架

我国学者对失地农民问题的研究体现在征地补偿、安置方式和城市融入三个方面，呈现多学科多视角的结合，研究逐渐深入，理论研究与实践探索有机结合等特点。目前的研究也存在一些不足，绝大多数研究都是宏观研究，采取的多是“国家一社会”关系的视角，把失地农民看作一整体，缺乏更多的中观和微观研究，特别表现在对失地农民城市融入问题的研究方面。为了使失地农民顺利市民化，应该对他们进行分类，并对不同群体制定不同的制度和政策，这样不但可以使政策具有现实性和可行性，而且可以节约社会及政策资源。在实践调查的基础上，本研究采用“资本-年龄”两个维度将失地农民分类，并分析不同群体在城市融入方面的特点，以期政府的制度安排和政策导向更具针对性，同时推动失地农民问题的研究由宏观转向微观。     

农村孝道衰落的根源及对策研究

中国传统孝道的维系主要靠家庭权力机制、伦理道德机制、官方惩罚机制三个机制,本质上是一种压迫型体制,建立在孝道工具化基础上的家庭文化成了当今孝道衰落的根源。传统孝道成了父母控制家庭和子女的工具,掌握家庭权力者在家庭中任意发号施令,不讲平等与尊重就成了一种布迪厄所说的惯习,成了人们根深蒂固的意识。由于文化系统一般都具有很高程度的连续性,使得长期以来我国家庭中长大的孩子缺少人性教育,其孝道不是建立在发自内心的愿望基础之上。孝道的工具化和家庭的奴化教育,使得孩子缺乏理性精神,结果,子女在掌握家庭权力后又走向不孝。必须将平等意识、协商精神、参与意识和权利意识引入家庭,将父母对子女尊重、民主平等作为亲子关系的基本准则,形成新的家庭文化。只有这样,才能形成新的孝道,子女(媳)才会真心尊重父母及长辈。     

新生代农民工创业机制探析——以G县挖掘机行业为例

通过对江西G县挖掘机行业的调查,认为地域性从业文化,代际传承对新生代农民工创业非常重要。平等机制和模仿机制是新生代农民工创业的重要机制,亲朋好友的"传帮带"是其重要表现形式。新生代农民工创业存在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单打独斗"导致的无序化,游击式导致的缺乏组织化。组织化是新生代农民工解决创业问题的重要途径。     

城市化进程中农民维权与宗族“复兴”——以赣中竹溪村建新祠为例

对竹溪村的个案研究发现：在我国农村城市化过程中出现的宗族复兴现象，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情形有所不同，即不是行政力量从乡村的撤退和村民选举制度的实行等原因所致，而是基层政府对乡村控制仍然过严，村委会行政化倾向越来越严重，村民在乡村治理过程中参与程度不够而导致宗族的“复兴”。这种复兴只是表面现象，掩盖的是村民维护自身权益的实质，村庄中的非权力精英正是借助宗族并通过宗族活动达到自己政治参与的目的。     

两栖与三栖的生活——新生代农民工城市适应研究

新生代农民工城市社会适应出现了两栖和三栖的新格局。国家制度是强迫性的制约因素,自身因素是自我调适的主动性因素,农村既存的利益是现实利益性因素。这种生活状态的积极作用主要是为半城市化状态的新生代农民工找到了一条城市化的过渡形态;消极影响是给城市和农村管理带来困难,给流入地增加了社会风险,且不利于农村土地规模化和集约化经营。一些学者提出的让农民卖地进城的方案应该从长计议。当务之急是给予农民平等的公民权,加快城乡一体化建设,为解决新生代农民工两栖与三栖生活作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