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转型期新生代员工工作不安全感问题

作为当前核心人力资源的新生代员工,其在社会剧烈转型过程中产生的工作不安全感问题引发社会各界广泛关注。新生代员工工作不安全感具有明显的时代特征,它的形成既与员工个性特征有关,也受外部经济环境、组织环境以及家庭环境等因素的影响。强烈的工作不安全感会对新生代员工的组织承诺、离职率、组织公民行为甚至创新能力等带来诸多负面影响,组织管理者必须采取适当措施有效管理新生代员工的工作不安全感问题,实现员工与组织的和谐发展。     

主动性人格视角下大学生社团参与与可雇佣性技能的关系

通过加入高校社团并在各种社团活动中历练自己从而增强与成功就业有关的可雇佣性技能已是众多大学生加入高校社团的重要原因。基于此,对大学生的社团参与状况与其可雇佣性技能间关系机理的考察具有重要的实践价值。问卷调查研究结果表明,社团参与基本状况对大学生可雇佣性技能并没有显著影响效应,而社团参与质量、主动性人格均对可雇佣性技能及其各个维度具有显著的正向预测效应,并且在社团参与质量与可雇佣性技能之间主动性人格还起到正向的调节作用。因此,激发社团参与观念、安排相匹配社团任务、加强对社团人才的指导与关注,可以提升大学生可雇佣性技能水平。     

企业员工工作不安全感与组织承诺—— 领导——部属交换关系的调节效应研究

工作不安全感是工作中的一项重要压力来源,将导致员工一系列消极的组织态度与行为,因此对调节工作不安全感影响效应的相关变量的探索是近期该领域的研究热点。本文运用问卷调查法和调节层级回归分析方法,着重考察了领导—部属交换关系在工作不安全感与组织承诺之间的调节效应。研究结果表明:在质量性工作不安全感对情感承诺的消极影响中以及数量性工作不安全感对继续承诺的积极影响中,领导—部属交换关系均起到了正向的调节作用。     

组织政治知觉研究的新进展

组织政治知觉代表着员工视其工作环境政治化的程度,它往往给个体和组织带来负面影响。经过二十多年的发展,组织政治知觉已形成丰富的研究成果并在近年来取得一些新的研究进展:研究取向发生转变、研究模型得到修正与扩展、着重调节变量的分析、关注中介变量的分析、与组织公平感的关系得到辨析、研究对象得到扩展等。     

企业员工感知可雇佣性及其影响后果研究述评

感知可雇佣性是个人对获得和维持(当前或者未来)雇佣可能性的主观感知,它逐渐成为一种帮助员工适应不确定职场环境的重要个人资源.从企业角度而言,高可雇佣性感知或许会激发员工高的工作流动,从而让企业陷入培训开发等成本付诸东流的风险.本文首先对感知可雇佣性的内涵、结构与测量进行回顾,再从职业生涯管理、职业健康心理、组织行为等角度系统梳理感知可雇佣性的影响效应与影响机制,从而一定程度上有助于厘清感知可雇佣性对个人和企业带来差异化影响后果的内在原因.     

劳动契约、员工参与与相互投资型劳动关系

以劳资互信和相互投资型劳动关系对组织绩效的积极作用为背景,以中国民营企业中的劳资关系为例,基于中国情境设计相应的测量量表,通过对中国28个省754名员工的问卷调查,借助SPSS和LISREL统计软件,研究劳动契约、员工参与、纵向信任与劳资相互投入的直接效应和中介效应。研究结果表明,劳动契约对员工的超额付出有积极作用,员工参与对企业的额外投入有积极作用。加入纵向信任后,劳动契约对认知信任、员工参与对情感信任有积极的促进作用,纵向信任在劳动契约、员工参与与相互投资型劳动关系之间具有部分的中介作用。因此,实现相互投资型劳动关系需要外部社会保障系统与企业内部管理制度双管齐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