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宁波籍诗家袁可嘉“新诗现代化”观

宁波籍的袁可嘉是20世纪40年代中国现代主义诗家的代表,他在系列文章中阐述了"新诗现代化"的方向和具体策略,其中针对新诗感伤诗风提出的反抒情,针对新诗"意义明晰"阅读惯性所倡导的"晦涩",针对"单纯"式诗思模式提出新诗的综合性特质,都有一定的前瞻性,这些理论在后来的新诗发展中仍得到明晰的回响。     

现代诗歌“戏剧化”言说中口语的诗化策略

口语是现代汉语诗歌语言资源的一部分,但芜杂、粗糙、通俗的特性决定了它不具天然的诗意。整体考察现代诗歌"戏剧化"言说中口语入诗的风格或策略,可以得出三种诗化途径:一是新月诗人用他们的格律化追求对诗中戏剧化情境中的口语铸以诗之"形"(包括节奏、声音等音乐性),音律确保了口语在诗中的韵味;二是卞之琳把口语置于隐含人生哲学态度、具有禅思"冥想"意味的虚化意境式戏剧化场景当中,对口语赋以诗之"味",提升口语的诗意;三是如翟永明、臧棣、孙文波等1990年代以来的优秀诗人那样创设特异的语境,挖掘口语的潜力,文本中的戏剧化场景使口语产生新的语义编码,赋予口语以诗之"思"。     

《秦腔》：纯粹的乡村经验叙事

贾平凹在他的近作《秦腔》中实现了一次乡土叙述个性的转移。作者放弃了一切观念和理性,抽走了知识分子话语系统,用纯粹的地方口语还原乡土日常生活,呈现了父辈乡村形态和古老地方文化“秦腔”在城市化进程中的终结现实;而乡村叙述主体的选择,乡土话语的撒野欢腾、无遮无拦,又跳跃着民间文化形态下的生命个体的情感意志力和生命感受力。     

西方近现代诗歌史上的“戏剧化”诗学

西方诗学中的“戏剧”美学传统,深刻影响了近现代以来的抒情文学,赫兹利特、勃朗宁、叶芝、庞德、艾略特和布鲁克斯等英美新批评诗家都从不同角度论述了抒情诗的“戏剧化”,主要集中体现于两个方面：一是抒情诗主体“角色”化、“面具”化,间离自我或走向他者;二是吸收“对立”“冲突”等“戏剧性”美学精神,使抒情诗歌充满互相矛盾和异质的经验和情思。这些都旨在丰富后起建立的正统“抒情诗”理念。     

中国现代杂文的文类境遇

发展现代杂文,关系到中国文学对自由精神的坚守和对正义的担当。作为一个文类,现代杂文在“五四”时期就获得了合法性地位,但经历了文学“一体化”的规约后,杂文创作逐渐走向式微。当前要恢复这一文类的活力,必须摒除各种实用主义误读以及“文学性”权力话语的挤压。     

穿越历史的诗性之光——论"文革"时期青年"地下诗歌"

"潜在写作文丛"的出版使"文革"地下诗歌尤其是以往研究较为薄弱甚至有空白之感的"上海诗人群"和"贵州诗人群"获得了整体性"亮相".这些文本现实表明:对诗人身分的内在自我认同,是"文革"地下诗歌的主要生成心理机制;对中外文学传统的自觉借鉴,使"地下诗歌"和以往文本呈现曼性的"互文"关系;"地下诗歌"包孕的现代质素彰曼出对"文革"时代语境的超越.     

现代汉诗中的中国形象

一个现代民族的文学形象中必然包含作家对所属民族或文化国形象的感知与想象.现代汉语诗人有的从现实层面予以关注,塑造了一个新生与劫难并存的中国形象;有的留恋传统文明,重新想象一个诗意而古朴的中国形象;而置身海外的旅居诗人,提供的是乡土中国与汉语中国的形象.现代汉诗中中国形象的发展演变过程既蕴含着现代诗人所传达的主体生命情思和经验,也表现了他们对自我民族、国家的疑视、反思与想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