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资本、信息渠道对牧户草场转入行为的影响——基于草场流转市场转型背景的分析

基于草场流转市场转型背景,利用内蒙古自治区和甘肃省820个牧户调查数据,实证检验了社会资本、信息渠道对牧户草场转入行为的影响及二者间的作用关系,并进一步探讨了交易费用的中介效应和代际差异的调节效应。结果表明:(1)转型市场下,社会资本仍能促进牧户草场转入,但作用方式发生变化,表现为关键网络节点和牧户主动利用社会网络能力的作用凸显,社会资本总量和被动依赖社会网络信息资源流入的作用式微。(2)网络信息渠道促进了牧户草场转入,但尚未对社会资本形成替代,社会资本与网络信息渠道并行不悖。(3)社会互动通过降低草场流转的交易费用促进了牧户草场转入,而关键网络节点、网络信息渠道不存在相应机制。(4)社会资本、网络信息渠道对牧户草场转入行为的影响存在显著的代际差异,表现为新生代牧户转入草场更加依赖网络信息渠道,中生代、老生代牧户转入草场仅依赖社会资本。据此,建议在建立和完善网络和实体草场流转交易平台等方面完善草场流转市场。     

贸易开放对中国水环境污染影响的实证研究

文章基于2004-2013年中国31个省市的面板数据,采用动态面板模型和差分GMM估计方法,分别选取化学需氧量排放和氨氮排放作为水环境污染的有机污染物和无机污染物的排放指标,对贸易开放的结构效应引致的中国水环境污染排放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经济增长的规模和技术效应是影响水环境污染排放的主要因素,直接结构效应对中国水污染排放的影响不显著,贸易开放的结构效应也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中国水环境污染的排放.通过引入贸易开放的相关交叉项进一步对决定贸易结构效应的比较优势来源进行识别,结果发现,对于中国水环境污染排放并不存在所谓的“污染天堂效应”和“要素禀赋效应”.贸易的结构效应会导致西部经济欠发达地区的水污染排放降低,而对中东部经济相对发达地区,贸易的结构效应会引致其水污染排放量的增大和排放强度的加剧.     

生产环节外包能否助力中国粮食安全？——来自粮食主产区的证据

在中国大力扶持和推进生产环节外包服务业发展的现实背景下,系统评估生产环节外包对中国粮食安全的影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聚焦粮食安全数量目标与环境目标两个维度,从农户是否参与外包、农户的外包横向参与度与农户的外包纵深参与度三个层面,理论剖析生产环节外包影响中国粮食安全的逻辑机理,并使用中国粮食主产区1211户农户的抽样调查数据和CMP方法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①从三大主粮的总体估计来看,生产环节外包有助于中国粮食安全数量目标的实现,但不利于中国粮食安全环境目标的达成。在解决潜在的内生性问题后,这一结论依然成立;②从玉米、小麦和水稻的分样本估计来看,生产环节外包对中国粮食安全的多维影响在玉米和水稻生产中仍较为稳健,但对小麦的增产效果并不明显;从黑龙江、河南和湖南的分样本估计来看,生产环节外包对中国粮食安全的多维影响在三大粮食主产省均较为稳健。目前,从服务视角破解资源环境约束与农户行为约束暂未成为解决中国粮食安全环境问题的有效途径,仍需进一步推动生产环节外包服务市场的发育与完善,鼓励并引导外包供给主体的绿色生产导向。     

生态认知、生计资本及农户生态补偿支付意愿与水平的实证研究

基于渭河流域586户农户的微观调研数据,运用结构方程模型实证分析生态认知、生计资本及渭河流域农户生态补偿支付意愿与水平之间的相互影响,并对比生计资本影响农户生态补偿支付意愿与水平的直接路径和间接路径之间的差异.结果表明:(1)生态认知和生计资本均显著正向影响农户生态补偿支付意愿与水平,且生计资本对农户生态补偿支付意愿与水平的直接影响效应显著高于生态认知;(2)生态认知在生计资本与农户生态补偿支付意愿与水平之间存在着中介效应,即生计资本可以通过直接正向影响生态认知,进而间接影响农户生态补偿支付意愿与水平;(3)生计资本对农户生态补偿支付意愿与水平的直接影响(生计资本→生态补偿支付意愿与水平)远大于间接影响(生计资本→生态认知→生态补偿支付意愿与水平);(4)农户生态补偿支付意愿与水平的提高会显著提高其生态认知水平,降低其生计资本水平.基于此,提出提高渭河流域农户生态补偿支付意愿与水平的相关政策启示.     

耕地面源污染治理：纳入生态效益的农户补偿标准

生态补偿是实现环境保护的重要经济手段,而合理的生态补偿标准是保障补偿政策可行和有效的关键。以水稻生产为例,在选择实验的设计中纳入了生态效益的考量,借助Multinomial Logit(MNL)模型实证分析了农户对耕地面源污染治理补偿方案的受偿意愿,基于此测算了兼顾社会支出最小化原则和农户利益诉求的生态补偿标准。实证结果显示：（1）补偿金对农户耕地面源污染治理参与意愿具有显著激励作用。耕地面源污染治理补偿标准为：化肥、农药分别减施1%的补偿标准是63.15元/公顷·年和49.65元/公顷·年;化肥农药施用量改善到国际平均水平和有机生产水平的补偿标准分别为7 544.40元/公顷·年和11 280.60元/公顷·年。（2）具有户主身份、年轻、受教育程度高、种植规模小、兼业化程度高、耕地面源污染治理生态效益认知程度高、偏好风险以及耕地面源污染治理政策措施了解程度高等特征的农户,更愿意参与耕地面源污染治理生态补偿。据此建议：将农户参与纳入耕地面源污染补偿政策制定环节,补偿标准核算应充分考虑农户经济损失和生态效益,借助各种现代媒体有针对性地向家庭中有话语权的农民进行环保宣传和教育。     

风险偏好如何影响农户“粮改饲”参与行为?——基于信贷的中介效应和风险感知的调节效应

“粮改饲”政策是优化农业结构、助推草食畜牧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途径,也是推动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着力点之一。运用实验经济学方法测度农户的风险偏好,依据农牧交错带1 479个农户的微观调研数据,采用两阶段回归模型,系统剖析风险偏好对农户“粮改饲”参与行为的作用与差异化影响。研究发现:(1)风险偏好显著促进了农户的“粮改饲”参与行为,农户风险偏好程度越高,参与“粮改饲”的可能性和规模越大;(2)风险偏好通过促进农户参与信贷而影响其“粮改饲”参与行为;(3)风险偏好对农户“粮改饲”参与行为的促进作用具有明显的风险感知情境依赖特征。据此,从重视全株青贮玉米技术培训、构建全株青贮玉米种植保险体系、增加信贷支持、加强全株青贮玉米种植风险信息宣传等方面提出政策建议。     

社会网络、信息获取与农户农膜回收行为——以黄河流域农户为样本

生态宜居是实现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内容,而随意丢弃废旧农膜严重影响人居生态环境,如何有效促进农膜回收成为当前乡村环境治理的必然选择。基于黄河流域六省1 932个农户微观调研数据,运用Logistic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实证分析社会网络、信息获取对农户农膜回收行为的影响。结果表明:(1)农户农膜回收行为占样本区农户农膜使用行为的60%。(2)社会网络的高度和广度是影响农户回收行为的重要因素;信息获取的数量和质量对农户的回收行为同样具有积极影响。通过边际效应分析发现,相比于社会网络对农户农膜回收行为的影响,信息获取的作用效果更优。(3)信息获取在社会网络影响农户农膜回收行为中发挥完全中介作用。基于此,建议未来在促进农户农膜回收利用过程中发挥社会网络的媒介作用,加强和完善信息传播机制建设,拓宽农户信息获取渠道。同时,建议重视政府监督力度和村内环保方面的基础设施建设。     

资产专用性可促进休耕后农户复耕吗?——来自西北生态严重退化休耕试点区的实证证据

基于西北生态严重退化休耕试点区605个农户的微观数据,运用Probit模型和Tobit模型分别从复耕意愿和复耕比率两方面检验了资产专用性对休耕结束农户复耕决策的影响机理,并进行稳健性检验。研究发现:64.13％的休耕农户愿意在休耕结束后复耕,且其中近95％愿意将休耕地全部复耕;近36％的农户不愿复耕,休耕到期后“谁来复耕”的问题依然较严峻。实证检验表明,人力资本专用性、实物资产专用性、土地资产专用性和地理位置专用性均能显著促进休耕结束后农户复耕决策。具体而言,务农劳动力占比、生产性机械拥有情况和土地地形条件对农户复耕决策有显著正向影响,技术培训和土地耕作条件仅对农户复耕比率有显著正向影响,本村到县政府所在地的距离负向影响农户复耕比率。为此,要确保土地“休而不荒、休有人种”和提高农户复耕积极性,应积极培育和发展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继续推广和开展农业技术培训;注重提高农户农业机械水平,并将土地整治和田间基础设施完善纳入休耕管护中。     

多维贫困与农户杂粮生产技术效率——基于凉山彝族自治州的微观数据分析

在国家精准扶贫战略背景下,探究不同维度贫困状况对农户杂粮生产技术效率的影响,对于贫困地区粮食生产能力与粮食安全水平的提升,以及精准脱贫的实现具有重要实践指导意义。基于凉山彝族自治州荞麦种植户微观数据,运用随机前沿生产函数模型分析了贫困地区杂粮生产技术效率,并在界定和划分不同贫困维度的基础上,分析了各维度贫困状况对农户杂粮生产技术效率的影响。结果表明：农户对土地、劳动力和化肥投入有较高依赖性,对良种、机械和新技术的采纳明显不足;农户技术效率均值为0.814,有近1/3的农户低于该值,仍有进一步改善的空间;收入贫困和能力贫困均是影响农户生产技术效率的主要因素,且尤以能力贫困更为突出。据此建议：加快研发和推广适宜丘陵山区的小型农机装备,提高财政补贴的力度和范围;提高杂粮新品种的选育和推广力度,引导农户科学种植;制定差别化、高质量扶贫政策,挖掘杂粮产业"后发优势"潜力,积极把握国家精准扶贫战略带来的历史机遇,注重物质、经济帮扶与扶志、扶智相结合,提高脱贫质量,建立稳定脱贫长效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