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北欠发达地区农户信贷需求及其影响因素分析———来自甘肃两个镇的经验证据简

以甘肃渭源县两个乡镇的农户借贷数据为基础,基于Logit模型对影响农户借贷需求的因素进行实证研究发现,人口抚养比、家庭规模、年收入、家庭财产、重大事件等因素均对农户借贷需求行为具有显著影响。基于实证分析结果并结合甘肃省省情,提出了强化政府财税政策扶持力度、构建农村资金互助社、推广妇女创业基金等有利于满足农户信贷需求的政策建议。     

创新驱动视域下绿色金融发展的动因、困局与实现路径

本文基于创新驱动视域综合考察中国绿色金融发展的推动因素、现实困境及推进绿色金融发展的现实路径。研究表明：资源与环境的约束、国家政策的转向、金融业自身的转型、“一带一路”建设、G20全球性新治理框架的构建等因素为中国绿色金融发展提供了内在动因;当前绿色金融发展的现实困境呈现在绿色金融服务体系不健全、金融机构缺乏开展绿色业务的动力、相关配套体系不健全、地方政府行为扭曲、绿色金融风险偏高且创新程度不足、中介服务体系发展滞后、绿色金融法律制度缺失等方面;推进绿色金融发展的可选路径包括多政策协同推进、金融组织机构体系创新、商业模式创新、产权交易平台创新、绿色投融资机制创新等。     

动态博弈视角下绿色保险发展的背景、动因及政策支持研究

完善绿色保险制度,并以此提高绿色保险的支付意愿和需求,对绿色金融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基于绿色保险主体之间的动态博弈模型发现:绿色保险主体之间合作不强、企业投保成本太高、绿色保险和环保意识薄弱、绿色保险信息的不完善、绿色保险法律政策保障不健全等因素共同导致了绿色保险的支付意愿和需求不足.为推进我国绿色保险发展,当前应从绿色保险制度改革入手,建立绿色保险主体的联动机制,降低企业的投保成本,增强绿色保险意识和理念,完善绿色信息披露制度,健全绿色保险法律政策.     

创新驱动发展与金融支撑体系研究新进展

中国当前的金融体系对创新驱动发展的支持力度有待提高,银行主导型金融体系和市场主导型金融体系在支持创新驱动发展上各具有不同的优势.金融支持企业创新驱动发展的成效取决于企业的规模和发展阶段,以及政府支持性政策、制度基础设施等配套性措施,且信用担保体系、资本市场发育、银行业经营机制、产业结构、地方政府干预等因素也会影响金融支撑创新驱动发展的效果.     

西部大开发视角下的地方政府规模膨胀效应测度——基于倍差法的实证研究

基于中国1985—2011年省级面板数据并采用倍差法测度了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对地方政府规模膨胀效应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与东中部地区相比,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使西部地区地方政府规模的水平值相对于样本平均值增加了20.6~36.4个百分点;不论是考虑其他变量对地方政府规模的影响,或是采用因变量和自变量的不同衡量指标,还是选择不同的政策起始点,并考虑离群值的影响,均表明西部大开发战略的规模膨胀效应是稳健的;开放程度、市场化进程、财政分权等变量均膨胀了地方政府规模,而人均产出和人口增长则对地方政府规模起到压缩作用。     

温州农村合会兴起的文化溯源

文化对经济制度变迁至关重要,文化不仅影响制度创新的成本,还影响制度安排选择集的变动,其具体影响效应依文化的性质而定。基于文化的视角研究表明：合会这种独特的农村非正规金融制度最早兴起于温州等东南沿海地区,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温州地区的文化差异。受地方亚文化注重实践、以利和义、义利并举等观念的主导,在温州人潜意识里,合会是天经地义的;商业文化传统中基于资金互助和融资模式的记忆为其直接承袭已有的融资模式提供了便利;宗族文化的存在能够有效地克服因国家正规法律秩序缺失所引致的无序进而降低民间私人借贷交易的不确定性。     

农村非正规金融的私人治理：一个理论模型

与具有官方背景的农村正规金融机构相比,中国农村非正规金融之所以具有较高的制度效率,关键在于其独特的私人治理机制,这有效地解决了金融市场中的逆向选择问题与道德风险问题。从制度经济学的视角对农村非正规金融的私人治理机理进行理论剖析有助于揭开农村非正规金融的生存逻辑之谜。研究发现,信息传递与村庄信任机制、动态及关联博弈过程、灵活担保方式、强道德约束等因素为农村非正规金融的有效运作提供了稳定的制度构件,但外部经济条件的转变会对农村非正规金融治理机制带来不利冲击。     

农村非正规金融兴起的制度分析

基于制度变迁理论对农村非正规金融制度兴起的逻辑进行研究后发现,资本要素价格的变动是农村非正规金融兴起的初始条件,能有效降低借贷过程中的交易费用是农村非正规金融存在的基础,农村非正规金融兴起的必要条件则在于该制度的创新者能预期到进行制度创新的净收益大于预期成本,地方政府为农村非正规金融兴起的外部推力,而现有体制下的农村正规金融机构则是农村非正规金融兴起中的阻挠力量。     

中国式分权、市场化进程与经济增长

本文从理论上阐释了中国式分权影响地区经济增长的内在逻辑,以及市场化进程作为门槛变量影响中国式分权之经济增长效应的理论依据,并基于中国省际层面的门槛面板模型实证检验了市场化进程的门槛效应。实证结果表明：中国式分权和地区市场化进程均正向影响地区经济增长;当市场化进程高于某一门槛值后,中国式分权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会降低。其他各种稳健性检验均表明本文结论具有较强的稳健性。在当前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的现实背景下,本文研究结论具有重要的政策含义和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