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区治理需激发业主的公共参与意识

人类社会发展到今天,路走得太长了,形成了太多精致的观念.观念世界的繁盛压倒了生活世界,使人们忘掉了生活的本质,有时候观念反倒成了第一位的,忘了一些观念起于生活,服务于生活.相对而言,社区,倒是很合适检验观念与生活的空间.看重参与公共事务的古希腊人 人,作为群居动物,最早的生活群体并不大,所谓的血缘族群是也.但再小的族群也需要首领、规则和秩序,这与其他群居动物没有什么不同.不同的在于人的群居生活远较动物世界复杂,其权威和秩序不能像动物一样以力为最高原则.处在任何社会发展阶段的人类族群都必须解决涉及秩序的三个核心问题:一是权威如何产生,二是权威如何运转,三是权威如何传承.纵观人类历史,传统社会族群大多选择了基于血缘原则的统治原则.最高首领来自于神圣家族.     

底层妇女的命运:当代中国的妇女解放运动及其限度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妇女解放运动的特色在于它与国家民族阶级等社会革命紧密相连，这使得它一方面能够获得全社会的认同从而发展迅速，另一方面使劳动妇女的平等与解放成为整个运动的主体和目标，从而使劳动妇女成为这一解放运动的最大受益群体。但随着阶级斗争向经济为中心的转移，这种妇女解放的模式实际上被放弃并淹没于经济建设的大潮中，在此过程中，前期以底层妇女为主取得的成果开始受到多重挑战，其中，“劳动妇女”成为相对利益受损最大的群体，并被男性精英和女权主义的主流话语体系忽略。这种演变过程既是中国特色妇女解放运动成就与局限的反映，也向当前女权主义的发展提出了挑战。     

底层妇女的命运:当代中国妇女解放运动及其限度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妇女解放运动的特征在于它与阶级解放紧密相连.这使得劳动妇女的平等与解放成为整个运动的目标,使她们成为这一解放运动的主体和最大受益群体.但随着以阶级斗争为中心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转移,这一妇女解放的模式被淹没于经济建设的大潮中,前期妇女解放的成果受到多重挑战.其中,劳动妇女成为相对利益受损最大的群体,并被男性精英和女权主义的主流话语体系忽略.这种演变过程既反映了当代中国妇女解放运动的成就与局限,也向当前女权主义的发展提出了挑战.     

业委会是麻烦制造者?

业委会是搞事的吗?近些年来在调研时见到与社区相关的政府人员时,我经常会劝他们多考虑一下业委会的作用,但总是立马就被拒绝了。"业委会那帮人",他们摆手说,"就是搞事的"。上海的一个区政府人员则告诉我说:"业委会人的与居委会的人不同,都是有私心的。"我想,如果政府部门可以选择的话,是宁肯不要业委会这一组织的。在他们看来,社区由居委会和物业管理可能更有秩序。这其实不只是政府部门的意见,甚至很多业主也这样看。总之,社会上颇有一种观点:业委会就是搞事的。一个小区好像只要一成立业委会麻烦事就接踵而至:换物业、与开发商打官司等等不一而足。这也是业     

战后上海的保甲制度及其选举分析

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以地方自治的名义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保甲长选举。就上海来说,战后保甲制度及其选举既有与全国一致的地方,又有其独特的地域特征。一方面,战后保甲制度的基本架构在各城市间大体相类,既标明保甲是地方自治的基础,制定相应的保甲长民选制度,规定保民大会,授予相应的权力,又对其权力与职能范围加以限制;另一方面,由于上海独特的历史及地域特征,它又表现出两极分化的地域特征,这一特点是国家政权在基层建构中的一般逻辑及上海地域差异性中的利益原则在上海的反映。     

乡村共同体的瓦解与重建——我国乡镇治理的困境及其自治要素分析

乡镇问题的实质是传统乡村共同体瓦解之后如何在现代国家体系下重建基层社会共同体的治理体系问题.目前乡镇的困境是由于现代国家政治建设和城市化的进程破坏了传统的自治要素,却又未能在公民社会的框架下重建新的要素关联导致的.因此,必须跳开围绕着乡镇权能大小讨论乡镇问题的框架,以平等的公民权为基础重构地方社会的自治共同体.     

阶级净化机制:国家政权的城市基层社会组织构建——以解放初期上海居委会的整顿与制度建设为例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在城市进行国家政权建设的一个主要任务就是将庞杂混乱而异质的城市社会改造成为高度实现国家意志的组织化革命化的社会.而得心应手的阶级斗争为核心的政权运动是达成这一目标的主要手段,这也是直到改革开放前中国共产党领导国家的主要方式,也是它整合社会的主要手段.可以说,正是以阶级为核心的持续净化运动才重构了城市基层社会组织,并为新生国家政权构建了自己的社会基础.当时居委会的构建与整顿过程清楚地展现了这一机制的实际运作过程.     

两岸社区治理与变迁比较研究

大陆与台湾基层社区具有相似的组织框架和发展过程,却也有明显的内在差别.由于公民社会的诉求以及选举政治决定性地影响了台湾的社会营造理念与基层社区发展方式,台湾的社区营造呈现出以社区为本位的“自下而上”的合作模式.与此相对照,大陆由改革催生的社区秉承了国家治理的逻辑,呈现出一种工具性的功能.这两种转型社会的社区发展模式都反映了社区自主性的不足,显示了国家上层框架对基层社会的决定性作用.     

1958－1966：居民委员会功能的变异与恢复－以上海市为例的历史考察与分析

始于 195 8年的大跃进引起的城市社会变迁一度导致居委会出现以大办集体经济为核心的全面性功能扩张 ,使其在形式上与一个基层政权组织相差无几。 196 2年后随着经济、社会的逐步正常化 ,居委会也开始逐步恢复其正常地位与职能。这一过程鲜明地说明了居委会如何受制于宏观社会变迁和政治生活 ,显示了它作为城市治理架构中的一个单元的地位及其协助计划经济体制运转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