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支持的职业技能培训对工资水平的影响研究 ——基于CLDS2016数据的实证分析

本文基于2016年中国劳动力动态监测调查(CLDS)数据,估计政府支持的职业技能培训对工资水平的影响.研究发现:政府支持的职业技能培训整体参与率较低,但显著提升了低、中等收入人群的工资水平,倾向得分匹配结果依然稳健;异质性检验显示,就业技能培训提升工资的幅度最大;持续参与培训,更有利于人力资本的积累;机制分析发现,职业技能培训能通过提升社会资本水平来影响工资水平.基于此,本文提出进一步扩大职业技能培训的供给总量与质量,重视就业技能培训并侧重于培训的异质性,推进完善终身职业培训体系的建议.     

公允价值在新旧《企业会计准则——债务重组》中的地位变化及评价

介绍了公允价值在我国的运用现状 ,指出在企业会计核算中利用其操纵利润的现象较为普遍。通过对比新旧债务重组账务处理方式 ,表明公允价值在新准则中的地位确有下降 ,并对此作出了简要评价。最后认为 :目前对公允价值过分依赖只会导致重要会计信息失真     

先前经验、政策支持与返乡创业机会识别

本文利用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考察先前经验和政策支持对返乡创业机会识别的影响.结论如下:(1)先前经验中,管理岗位务工经验对机会识别没有显著作用,创业经验显著促进了创业机会识别;(2)政府培训和资金支持对创业机会识别的促进作用显著;通过更换回归模型进行稳健检验、控制变量滞后一期进行内生检验,结论依然稳健;(3)异质性研究显示,东中西部地区和新老生代返乡创业者的机会识别机制有所不同,管理岗位务工经验只在东部地区有显著作用,创业经验在中西部地区作用更为显著;政府资金支持对中西部地区和新生代返乡创业者机会识别作用显著,而政府培训对老生代返乡创业者机会识别作用显著.     

适应性区群抽样：研究流动农民工的方法与实践

 抽样难是对农民工主流群体研究稀少的原因之一,农民工具有聚集性和流动性,总体不明使得常规抽样方法抽样成本高效率低,适应性区群抽样能更经济高效地获得可进行统计推断的样本。本文以北京市城八区的农民工抽样为例,介绍了适应性区群抽样方法的基本原理、主要操作步骤、权重计算、统计推断,以及在实际操作中应注意的若干问题。     

农户消费平滑与收入平滑——基于湖北省农村住户调查月度数据的分析

一、引言农户一年中的家庭经营收入可能非常集中于少数几个月份内,而且由于自然风险与市场风险的交织,这些集中于少数月份内的收入在各年间也波动较大。农户的工资性收入往往是临时的不稳定的,且集中于年末一次性付清的现象很普遍。消费的集中性和不确定性同样普遍存在于农村家庭中,一些大额开支在特定季节具有支出刚性,一些不可预计支出则具有不确定性,其发生的次数、发生的时机及每次的发生额都无法估计。消费的波动曲线与收入的波动曲线叠加的结果使农户面临的风险进一步放大。对收入水平低微的农户来说,如果消费平滑手段缺乏,收入的波动…     

陆地边境县扶贫开发任重道远

至2005年末,我国农村10年扶贫开发纲要实施时间已经过半。集“少(少数民族地区)”、“边(边疆地区)”、“穷(特困地区)”于一体的陆地边境41个扶贫开发重点县脱贫进程如何,其他陆地边境县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程如何,成为如期实现纲要目标必须回答的问题。基于实地调研对扶贫开发诸因素的把握,本文将10年扶贫开发纲要目标分项指标化,使用贫困监测和县(市)社会经济统计数据,对陆地边境地区41个重点县和94个非重点县的扶贫开发进程进行了综合评估。结果表明:按照2000￣2004年的发展趋势,至2010年,边境重点县整体上将只能实现纲要目标的2/3,其他的陆地边境县经济社会结构总体上仍落后于全国一整个发展阶段。迫切需要在余下的5年内,加大扶持力度,提高扶持效率,加快推进41个边境重点县的扶贫开发,并将扶贫开发工作覆盖至所有135个边境县,以逐步改变陆地边境地区经济、社会、文化的落后状况,最终实现全面小康。     

湖北农民税费负担公平性分析

公平性是市场经济对税收制度的一个基本要求.税收作为一种分配形式,其公平与否,不仅仅是个经济问题,更是个重要的政治与社会问题.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公平税负原则是促使纳税人平等竞争的基础条件,也是调节个人收入差距,避免贫富两极分化的重要手段.我国农村经济发展及其收入水平差异悬殊,在农村税费改革中如何做到公平税负,是关系到改革成败的一个关键.     

户籍歧视还是人力资本差异?——对城城与乡城流动人口收入差距的布朗分解

运用2012年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采用Brown分解方法研究了城城和乡城两类跨县流动人口的收入差异。结果发现：教育等人力资本因素可以解释两者之间大部分就业机会和收入差异;户籍歧视可能是由户口所在地（即本地与外地）的差异,而非城乡户口性质差异导致的。仅靠取消城乡户籍差别难以提高乡城流动人口的收入,也难以让他们沉淀下来。     

流动家庭的现状与特征分析

文章基于2011年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从家庭规模、代数、结构和居住安排等方面,描述了流动人口在流入地的家庭特征.结果表明,家庭规模为2.46人;平均1.54代人;家庭结构以核心家庭为主(占68.6％),单人家庭次之(占27.0％),主干家庭和其他家庭各占3.3％和1.1％;2/3的子女与流动父母同住.但是,全国的平均水平掩盖了较大的地区性差别:中部地区和跨县流动者的家庭规模最大、代数最多、家庭结构更复杂、子女更易与父母团聚,而在东部地区、长三角和珠三角经济带跨省流动者中,家庭规模最小、代数最少、结构最简单,团聚更不易.这些特点透视出,各地不同的经济社会发展程度对家庭团聚设置的门槛不同,同时也折射出流动人口的自选择性.     

内部与外部保障对无工作者就业意愿的影响研究 ——采用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的异质性分析

无工作劳动力在无工作期间的生活保障既包括来自家庭外部的社会保险及政府救济等,也包括来自家庭内部的储蓄及资产收入等.由于信息不对称及道德风险的存在,外部保障可能引发"福利依赖"效应而降低无工作劳动力的就业意愿,也可能通过补贴工作搜寻成本而提高其就业意愿;而内部保障则会对无工作劳动力产生直接的就业压力,进而提高其就业意愿,且其失业对家庭生活的影响越大,这种就业意愿促进效应越强.采用"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2012年、2014年和2016年数据的分析表明:内部保障会显著提升城镇户籍的、家庭常规消费水平较低的无工作劳动力的就业意愿,但对农村户籍的、家庭常规消费水平较高的无工作劳动力的就业意愿没有显著影响;外部保障会显著降低各类无工作劳动力的就业意愿,而且会显著提高其家庭旅游消费支出(内部保障的影响不显著).此外,相对城镇户籍的、东部地区的无工作劳动力,农村户籍的、中西部地区的无工作劳动力就业意愿更低.因此,在为无工作者提供必要的生活保障以维护社会稳定的同时,一方面要积极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为欠发达地区农村户籍劳动力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另一方面也要进一步营造劳动光荣的社会风尚,积极探索外部保障的就业激励机制和途径,提高无工作劳动力的就业意愿,以更好地促进就业和保障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