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民族地区文化振兴的价值认知--基于云南的考察

文化是乡村振兴的灵魂,也是乡村振兴彰显地域性和文化性双重价值的重要资源。在现代文化冲击下,民族地区文化振兴面临村寨建筑文化城市化、传统文化失传、乡土文化主体缺失、村寨公共文化空间萎缩等多重现代性困境。根据云南民族地区文化资源禀赋,其乡村文化振兴应该以物质性文化、社会性文化和制度性文化为价值维度。云南民族地区文化振兴应该坚持以乡土性、选择性和公共性三位一体的价值选择为原则。     

农民土地上访类型及其发生机制探析——基于豫东某县的调查

一般观点认为,农民土地上访是"地权"不明晰造成的,解决的办法就是赋予农民"地权"。本文在对东县四年农民土地上访详细分析的基础上,归纳出农民土地上访的六种类型以及三种性质的"地权"纠纷。东县的事实表明,近年来出台的一系列"确权"性质土地政策法规逐步赋予农民"地权",削减村组集体在土地上的权力,不仅没有减少农民"地权"纠纷,反而激化了土地矛盾,导致大量的农民土地上访。本研究表明,一般的观点可能忽视了中国农村现实,若其形成政策影响时,可能会在政策设计上烙上较强的意识形态色彩。那么,沿着这个思路进行中国农村土地制度改革,会造成更多的农民上访,破坏农村稳定和谐的基础。     

乡村振兴与农村青年群体类型的价值研究

乡村振兴,人才是关键.随着消费时代的到来,农民采取"代际分工"家庭经营模式来应对经济压力,大量农村青年外出务工,农村出现了"空心化""老年化"现象.青年的缺场造成乡村振兴内生性动力不足,如何吸引青年参与乡村振兴成为时代课题.当前,农村青年分为知识型、返乡型和在地型三种类型,他们参与乡村振兴的价值取向和作用存在差异.在乡村振兴中,知识型青年注重政治性价值追求,他们发挥政治引领作用,返乡型青年更加追求地方性和国家性创业支持,他们带动农村就业;在地型青年是国家惠农政策下乡的重要抓手,他们在维系村庄社会秩序中起到"中坚"作用.     

农业经营主体分化:价值取向及其效益分析

在市场经济和农业现代化的政策体系冲击下,农业经营主体发生分化,依据经营价值取向,可划分四类经济主体,即“留守农业”、“中农”、家庭农场和农业企业,形成多元化的农业经营主体体系。通过比较各类农业经营主体的价值取向及其社会效益,发现占主要比例的“留守农业”和“中农”是粮食安全的坚实保障,也为城市化背景下的农民双向流动秩序提供经济基础。家庭农场是农业经营效益最佳的生产方式,也是返乡农民创业致富的途径之一,其经营者是新型农业价值观的承载者。农业企业在市场竞争中天然地具有排挤小农的取向。出于农村社会稳定的角度考虑,地方政府应该认识到小农的农业经营主体地位的重要性而予以保护。     

云南苗族家庭教育社会价值及其传承困境的研究

家庭教育是苗族社会化教育方式之一,通过代际传承苗族优秀传统文化元素得以存续,从而塑造苗族独特的民族气质和性格.但在社会转型期,苗族家庭教育遭遇现代性的严重侵蚀,其功能弱化导致优秀的苗族传统文化快速丧失.本文从社会学视角来探讨苗族家庭教育的社会价值及其传承困境,从而揭示了苗族家庭教育式微主要缘于其承载的文化价值难以适应现代性.     

“不落夫家”：壮族女性走婚习俗的社会基础研究——基于滇东南X村女性“不落夫家”婚俗的考察

基于对滇东南X村壮族"不落夫家"婚俗的考察,以农民生活意义世界为切入点,从村庄社会基础的视角,对壮族"不落夫家"婚俗从"不落"到"坐家"的衔接机制进行了分析。结果发现,壮族社会"不落夫家"婚俗与早婚、传宗接代、夫妻感情磨合、人品和能力考验、社会舆论等构成的社会基础存在高度关联。它是壮族社会婚姻的筛选机制,对规制个人婚姻行为、建立稳定家庭和维系地方婚姻秩序彰显了乡土的合理性。     

责任伦理危机：一种理解农村生育偏好逆变的视角——基于皖南C村的实证研究

基于对皖南C村的实地调查,认为现代性消解村落传统文化之后,在特定村庄场域时空里由于家庭重心下移,农村出现责任伦理危机,养儿防老不再成为可能,致使农民传宗接代观念开始理性化。从责任伦理危机、家庭重心下移和家庭养老＂女儿化＂三个维度,来阐释农民生育偏好逆变的逻辑。     

中越边境跨国婚姻产生的社会基础——以广西龙州县G村为例

边境跨国婚姻与我国内陆省市跨国婚姻存在本质差异,前者是基于地缘文化交错和跨境民族族群文化相似基础上婚姻主体的行为自觉,而后者则带有婚姻商品化色彩。我们把跨国婚姻置于边境特定场域进行研究,发现跨国婚姻的产生与我国婚姻市场挤压导致的男性过剩、越南婚姻市场排斥导致的女性过剩、跨境民族族群文化认同、婚姻主体理性动机以及跨境社交网络构成的社会基础高度关联。跨国婚姻是婚姻市场内生与外延双重机制作用婚姻主体的产物。     

舞龙灯:民间文化习俗抑或宗族势力较量——基于赣南H村舞龙灯民俗文化的考察

基于对赣南H村舞龙灯民俗的实地调查,在分析舞龙灯民俗文化从娱乐性向工具性嬗变的基础上,指出舞龙灯民俗在宗族性村落盛行不衰的主要原因是它深深嵌入村庄社会基础之中,而宗族又以它为民俗文化活动载体不断承继和强化宗族观念。在转型时期,宗族通过舞龙灯民俗活动整合社会资源,实现本宗族在村落中的利益最大化。本研究拟以舞龙灯为切入点,探讨前台舞龙灯展演与幕后宗族势力较量的深层次共生机制。     

摇摆的家庭：农村“新逃婚”的呈现及其产生机制——基于对赣南H乡新逃婚现象的调查与分析

“新逃婚”的出现给农村的婚姻与家庭带来了极大的不稳定。从相关案例分析发现,“新逃婚”现象主要出现在年轻夫妇、有婚生子女、跨省婚姻、男方家庭经济条件差和夫妇长期外出打工的家庭。“新逃婚”在打工潮的背景下表现的更加激烈,以打工过程中女性的婚外情为突出表现,并最终以女性的出走为结局。多数发生新逃婚的家庭男性都难以再婚,而女性则开始了新的婚姻生活。传统道德、舆论与地方性规范的式微,家庭关系与夫妻关系的松散和婚姻市场化程度的提升以及女性择偶观念的经济理性是导致“新逃婚”出现的主要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