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史视野下的苏格兰启蒙运动

苏格兰是18世纪启蒙运动的另一重镇。苏格兰启蒙运动在20世纪的下半叶成为西方学界一个重要的研究题域。然而,无论是自然法研究传统,还是公民人文主义研究传统,抑或＂意识形态的＂、＂文化的＂、＂知识的＂诠释方式,由于不同程度忽视了社会生活环境与思想的互动,都难以对苏格兰启蒙运动做整全性的解读。通过考察18世纪苏格兰启蒙运动的历史背景,可以逻辑地再现其思想与情境的互动：基于恶劣的自然生存条件,苏格兰启蒙运动首先是一种生存论关怀;与法、德等欧陆启蒙运动不同,苏格兰启蒙运动是一场政治转型已然完成的后革命启蒙,其主要关切不再是政治革命而是经济与社会的发展;资助、公共生活等生存情境深刻地影响着苏格兰启蒙运动之稳健、渐进、调适的思想取向。     

苏格兰启蒙运动的历史、思想及其现实意义探析

苏格兰启蒙运动是18世纪启蒙运动的另一重镇,然而长久以来被遗忘与忽视.探究苏格兰启蒙运动的历史、思想及其现实意义,有助于深刻认识启蒙运动的"同源性"与"多元性"、"国际性"与"民族性",从而对18世纪的启蒙运动的历史有一全面的了解;有助于正确把握西方政治思想与德性传统在由古典古代向近现代转型的思路历程,以及当代自由主义与社群主义关于德性与规则之争.同时,再现苏格兰启蒙思想家对社会转型与市民社会的思考与忧虑,对当下的中国有着重要的借鉴与启迪意义.     

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的辩证法观探究 ——驳“马恩对立论”

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基本上都否认马克思主义哲学 是由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构成的整体，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仅仅归结为历史辩证法， 否认自然辩证法，制造恩格斯反对马克思的神话。为此，试图从揭示马克思对自然辩证法的 真实态度入手，论述了马克思主义自然观与历史观的统一，以回击西方学者关于马克思否定 自然辩证法的论调；同时，针对西方马克思主义对恩格斯自然辩证法的批评，展开反批评， 阐述历史辩证法与自然辩证法的统一。     

亚里士多德《政治学》中的社会稳定思想及其启示

在《政治学》中,亚里士多德深入分析了当时城邦出现动乱、内讧、政变等现象的一般原因和特殊原因,提出了相应防范和救治的对策和方法,阐发了稳定城邦的基本原则,蕴涵着丰富的社会稳定思想。在现时代背景下,凸显和挖掘亚里士多德关于社会稳定的思想资源,对于我们维护社会稳定,防范社会风险,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重大的启迪和借鉴意义。     

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的辩证法观探究--驳"马恩对立论"

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基本上都否认马克思主义哲学是由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构成的整体 ,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仅仅归结为历史辩证法 ,否认自然辩证法 ,制造恩格斯反对马克思的神话。为此 ,试图从揭示马克思对自然辩证法的真实态度入手 ,论述了马克思主义自然观与历史观的统一 ,以回击西方学者关于马克思否定自然辩证法的论调 ;同时 ,针对西方马克思主义对恩格斯自然辩证法的批评 ,展开反批评 ,阐述历史辩证法与自然辩证法的统一。     

交往：社会发展的重要维度——马克思交往理论的思想意蕴论析

马克思交往理论凸显了交往在人和社会的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它展示了丰富的思想意蕴:交往是社会发展观的基本范畴,是人类社会纵向演进的内在机制和重要表征,是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实现形式和表现形式,是人的全面发展不可或缺的现实条件.     

启蒙理想与现代性——以苏格兰启蒙运动为中心的考察

长期以来,启蒙运动的多元性与差异性受到了不应有的忽视,由此不可避免地会在启蒙精神及其历史价值的看法上产生偏差.在何为启蒙问题上,康德式的解读“要有勇气运用你自己的理智”被奉为圭臬,而苏格兰启蒙运动生发出来的“要相信人的情感”的思想理念常常被遮蔽;在对待启蒙的关切与诉求上,“启蒙”总是与“政治的解放”、“革命”联系在一起,而苏格兰启蒙运动着力对人性、对社会、对政治、对经济、对伦理生活所进行的建设性的理论思考与思想启蒙常常被罔顾.在现时代背景,重温苏格兰启蒙运动,有助于对“非政治化的经济”、“非伦理化的政治”、“非宗教化的伦理”的现代社会的基本面相及其问题达致更深刻的领悟.     

数字赋能政协协商:进展、经验与展望

数字赋能政协协商是政协履职与数字技术相结合的一种数智化运行的新型协商形态。本文以数字赋能为论域,阐释了数字赋能政协协商的内涵与效应,梳理了数字协商的推进历程,并以浙江省、湖南省数字政协建设为案例样本,从理念、平台、体系三个维度总结数字政协建设经验,揭示其在体制、技术、数据方面存在的不足。客观地看,当前数字赋能导致了协商的形式主义与“数字悬浮”;加剧了协商主体的分化;扩大了“数字鸿沟”;产生了“数字异化”等算法黑箱问题。因此,要构建数字协商机制,提升数字变革保障力;加强数字技术建设,推进数字有效协商;加强数据治理,发挥数字协商效能。     

智慧城市建设：进展、问题与对策

智慧城市由“数字城市”和“信息城市”迭代发展而来,是两者的综合升级版。新时代背景下,加强对智慧城市的建设与完善,有助于消除“城市病”和完善城市服务功能;同时,也是提升城市治理水平、实现城市高质量发展的本质要求。纵观智慧城市发展历史,其经历了从技术层面的信息化基础设施建设到公共服务智能化转型,再到一种新型城市形态与治理理念的发展演变。研究发现,中国的智慧城市建设蓄势待发,但在智慧城市规划、智慧城市系统、信息安全等方面还存在诸多问题。所以在推进中国智慧城市建设工作中应落实三大举措：提升统筹规划能力,强化顶层设计;树立多元治理理念,打造共建共享的智慧城市系统;构筑信息安全保障体系,完善智慧城市信息安全评估机制。     

休谟、斯密论政治权威与政治义务

目前,学界在对大卫·休谟尤其是对亚当·斯密的政治思想研讨中,往往将视角集中于自由、权利、民主等理论范式上,不同程度上忽视了权威、义务、责任等价值理念。实际上,无论是休谟还是斯密都曾对这两组思想理念进行过整全性的思考与探究,即他们的理论充分凸显了在自由民主宪政政体制下政治权威与政治义务的重要性。他们批判了契约论者关于政治权成基于“自愿同意”、政治义务基于“承诺”的观点,将政治权威的合法性建立在“权能原则”与“实利原则”的基础上,并在“交互义务”的前提下强调公民对公共权力的认同感、责任感与忠诚感。